1966年1月9日13时02分，东海上空的云层被北风撕得七零八落，平潭岛雷达站里一群年轻士兵死死盯住荧光屏，空气闷得像被蒸过。突然，一道亮点从屏幕边缘蹿出。“目标出现，方位一三零！”一名标图员几乎是吼出来的。就是这粒微弱信号，让整条台海防线瞬间绷紧。
几分钟后，前线空军指挥所的电话作业员按下加密按钮，长短敲击声代替了普通话语，节奏急促却清晰。几十公里外，副参谋长曾幼诚已经在作战席前坐定，他伸手压住话筒，示意众人安静。16小时前发生的一桩血案，此刻正沿着无线电波折射成一场复仇行动。
案子的主角是福建沿海某守备师的小艇轮机兵吴加珍、吴春富，以及领航员吴文献，三人同宗同乡，也同样把贪念写在脸上。过去一年，他们利用执勤便利，贩卖缴获物资，甚至偷偷收听“台湾之声”。日积月累，一个念头在脑子里扎了根：干脆一走了之，只要摸到马祖岛，就能换来奖金和优渥生活。
1月8日深夜，小艇在马尾装满军需物资驶向霞浦。船首灯光按规定关闭，甲板上只有暗影摇晃。艇长甘久郎独自掌舵，全无防备。吴文献扣动扳机，第一声枪响瞬间划破夜色。紧接着，六名正在休息的战士被逐一射杀，舱室里刺鼻火药味与血腥味混杂，小艇成了一枚黑色幽灵，朝马祖岛扑去。破晓时分，白旗高举，三兄弟被国民党守军迎进临时营房，闪光灯连同花环一起递上，他们乐得满面红光，自以为从此高枕无忧。
同一刻，福州军区的电报机已把情况送抵军委。周恩来批复只有短短数十字：“有把握、有利就打掉它。”话虽不多，分量却重得惊人。接到指令，当天上午，空军24师和航空兵若干分队陆续进入一级戒备。战斗编排采用一前一后、双机掩护的经典模式：歼-5由副大队长李纯光、僚机胡英法驾驶；歼-6由沈学礼、杨才兴担任高空警戒。歼-5机龄偏大，速度不及对岸F-100，但歼-6上限更高、更灵活，两种机型混编，足以保证战术优势。
情报显示，国民党最可能派HU-16水陆两用机接应。为防止对方侦听，指挥所干脆取消常规语音通话，改用敲击电码；平潭岛雷达也提前调入战斗值班，专线直通作战室。如此严密，是因为曾幼诚知道，马祖方面同样在盯我方起飞动向。只要战机发动机一轰鸣，对方飞行员就会选择贴海面飞行，逃进雷达盲区。
9日上午，云层很低，海面灰扑扑的。PBY巡逻机被派来佯动，连着三趟起降，把所有人都折磨得心焦。李纯光他们身着高空抗荷服，整整在舱门口坐了五六个小时，耳罩里只有塔台时断时续的呼号。有人手心直出汗，却不敢摘手套。13时过后，雷达终于捕捉到一个新信号，速度、航迹都和HU-16吻合，指挥所再无犹豫，四机同时起飞。
升空不到十五分钟，僚机胡英法最先发现目标：一架灰色HU-16正贴着海面飞，螺旋桨掀起白色浪尾。李纯光摇杆下压，机腹炮口对准敌机尾流，一梭炮弹划出橘红弹迹，可惜偏差半米。胡英法紧跟补射，也未命中。对方驾驶员惊觉不妙，马上把机头猛压到极限，试图拖慢我机速度，同时向台湾台南基地呼救。
然而台南的两架F-100刚被歼-6拖住；他们还不知道，这边HU-16已经成了靶子。李纯光再次盘旋，拉到五百米并列位置。低空大迎角飞行意味着失速边界更近，他几乎把舱内所有警报踩在脚底，扣动按钮的瞬间，机身猛烈一震，机炮火舌卷着空壳抛向后方。左发火焰冒起，HU-16开始剧烈抖动。
敌机想要迫降，奈何高度已经不足百米。3时56分，左翼折断，机体翻滚，随后扎入海面，溅起的水柱足有二十多米高。海面很快只剩一片浮油。机上乘员全部丧生，包括吴氏三兄弟、数名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及机组成员，共计17人。雷达里那道光点消失时，战斗结束，只用了16小时就完成从追捕到击毙的闭环。
傍晚，台湾媒体仍在机场守候，人群里传出零散议论，却没人敢对外承认事实。最终，一句“失事”草草收场，既遮掩了叛徒的下场，也遮掩了空战失败的尴尬。
1月30日，福州军区礼堂座无虚席，祝捷大会气氛庄重。李纯光、胡英法获一等功，沈学礼、杨才兴立二等功；雷达站、通信班、地勤机务也被集体嘉奖。奖励丝毫不花哨，奖状加证书，外加几块红绸。更珍贵的是，这场行动再次验证了“低空伏击、混合编队、无线电静默”三位一体的海峡空战思路——在装备并不占优的情况下，指挥与协同往往决定成败。
值得一提的是，这件事在部队内部引发了极大震动。舰艇与海防单位开始清理私藏收音机；心理政治工作也进一步下沉班排。有人感慨，吴氏兄弟的教训不是“叛逃必死”那么简单，更说明严明纪律与精神防线的重要性。毕竟，真正的战场并不止在海峡上空，也在每个人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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