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22日早上七点，龙山教养院宿舍门被猛地推开，八名警员抬着一条硬板担架闯进来。编号297——周伟，被连人带被褥抬出寝室，匆匆塞进一辆面包车。“你们干什么？”他挣扎着问。“提前释放，还不高兴？”有人回了一句。轿车急驰，尘土扬起，周伟看见院墙外聚着上百名老乡，面色激动，却悄悄让开通道。
车子驶进他家所在的大院时，“周老回来了！”的喊声此起彼伏，握手声、呼喊声混在一起。围观者中不乏当年被宁官村土地案坑惨的村民，他们把鸡蛋、花生硬塞到周伟手里，一副“英雄凯旋”的模样。周伟红着眼眶，却一句客套话也没说，先做的是抬手摸了摸只剩二十多颗的牙齿——这几颗缺口，是六百九十七天劳教留下的标记。
时间线倒回到1995年。那年，沈阳一群离退休干部凑了个“足疗协会”，原本谈保健，越聊事越多，竟聊到如何给后辈留个清爽的政治环境。会上，离休厅级干部周伟拍了拍桌子：“咱们有腿有嘴，能走能说，闲着也是闲着，查贪官，行不行？”几双老花镜后面的眼神亮了，“老干部反腐队”就这么草草成军。
周伟不是冲动的人。1960年代在省工交口干了多年，熟行财务、招投标，见惯“小金库”。他知道要拿得出手的证据，得进村入局。1998年正月里，宁官村十多名村民拦住了他：村主任把六千多亩良田卖了，三亿多元去哪了？他们手里只有模糊的收据，没人敢告。周伟带着血压计和干粮，扎在村里连跑十天，摸清了土地转让、资金流向和马向东岳母的牵头关系。
材料写好，先送省委，像石子掉井；再上北京，一纸诉状砸进中纪委信箱。回沈阳，当地公安一句“扰乱社会秩序”，给了他十五天拘留和一张开除党籍的决定书，“理由”只有八个字——“越级上访，恶意炒作”。拘留所的铁门砰地关上，周伟对值班民警笑了笑：“铁门挡不住真话。”
1999年3月，另一波受害者找到周伟。华兴集团高息集资，卷走数十亿元，董事长苏英奇携款潜逃。这家企业背后，站着时任市长慕绥新的“政府信誉”背书。更令人恼火的，是慕绥新放话：“敢进京的，一律重处。”周伟掂量了半天，还是进了京，材料直接递到公安部经济侦查局。
这次回沈阳不到两周，二十多名警察深夜堵在他家门口，将他押往龙山教养院。院内房间早备好，被子枕头都新铺的——仿佛等贵宾。劳教期两年，配合伐树、缝制服装，一天工分两袋面。周伟胃溃疡复发，牙齿松动，硬馒头啃不动，只能泡水。有人劝他写检查，争取减期，他摇头：“我不认错，材料我自己看了，字字实。”同寝犯人背地里叫他“老周钢牙”。
2001年春，苏英奇案突破，专案组顺藤摸瓜，慕绥新、马向东的行贿、受贿、滥用职权证据成串。4月中旬，中央督导组抵沈，地方司法系统紧急“做减法”——与其坐实迫害举报人，不如先把周伟放了。于是出现了开头那幕强行“提前释放”的闹剧。
半年后，2001年10月10日，辽宁、江苏两地法院公开审理。慕绥新被判死缓，马向东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沈阳官场一阵地震。电视里播到宣判现场时，周伟坐在家中，手里捧着一盏热茶，嘴角动了动，没说话。妻子在旁附耳低声：“值了。”他嗯了一声，茶盏轻轻碰桌沿，发出脆响。
不得不说，周伟的“乐趣”很另类：别人旅游、钓鱼，他查账本、敲档案库的门。有人揶揄：“反腐不是你一个离休干部该操心的。”他只答过一句：“毛主席讲过，为什么？要问。”九个字，像钉子一样钉在心口。
辽宁省档案部门保存着一份1982年的长篇通讯，标题是《保持共产党员纯洁性的一个典型——记周伟》。那次，他举报的是省内一起国企高管侵吞案，被写进全国通报。二十年后，他的做法没变，与时代最热的词一样——“硬核”。
吴姓记者在采访时问周伟，是否后悔丢了党籍、折了牙齿？周伟笑：“牙没了能镶，良心掉了没得换。”这句话今天仍在沈阳干部朋友圈子里流传。曾经的“足疗协会”还在，每周聚一次，老同志们不再围坐按摩椅，改成听取信访、浏览公开招投标信息。周伟坐角落，常戴一顶旧呢帽，埋头做笔记——似乎永远也写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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