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那个寒冬,湖南永顺县城里。

那时候,陈德邻正担着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担子,有一天抽空钻进戏院,去瞧那部正当红的片子——《刘胡兰》。

戏演到一半,他在椅子上怎么也坐不住了,背上直冒冷汗。

银幕上晃动的人影里,除了那位大义凛然的女英雄,还杵着个被描得猥琐不堪的“软骨头”。

虽说电影里名字改了,可陈德邻眼尖,一眼就瞅出来,这个所谓的叛徒,原型竟然是自己的亲三舅——石三槐。

出了戏院大门,陈德邻心里跟塞了团棉花似的,憋屈得不行。

他立马提笔,给电影剧本的一位梁姓执笔人去了封信,字里行间火急火燎:

“谁告诉你们我三舅石三槐变节了?”

没过些日子,回信到了。

信纸上就短短一行字,却像大冬天的一桶冰水,兜头淋下来:

“是你家八叔和大舅母亲口说的。”

连自家人都按了手印,这案子还有法翻吗?

照理说,碰上这档子事,绝大伙儿也就认栽了。

毕竟组织上都盖了棺定论,亲戚们也没异议,非要硬着头皮去翻旧账,不光显得不知好歹,搞不好还得把乌纱帽弄丢了。

可陈德邻心里头,始终有个疙瘩解不开。

要是三舅真当了汉奸,把刘胡兰给卖了,那在国民党反动派眼里,他可是立了大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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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立功,干嘛还要把他绑了,跟刘胡兰一块儿送上铡刀?

卸磨杀驴也没这么快的,这完全不合敌人的算盘。

揣着这个天大的疑团,陈德邻咬着牙,开启了一场长达七年、单枪匹马的真相追寻。

这回他要碰硬的,不光是铁板一块的社会舆论,还有一个藏得极深、伪装了足足十二年的真正黑手。

镜头切回到1947年1月12日。

国民党阎锡山的兵马突然包围了村子,那一天遭殃被抓的,统共有九号人。

结局大伙儿都清楚:刘胡兰、石三槐等七位好汉没低头,成了烈士。

可大伙儿往往漏算了一笔账:抓走的是九个,掉脑袋的只有七个。

活蹦乱跳回来的那俩,一个叫石五则,挂着农会秘书的职;另一个叫张生儿。

凭什么阎匪单单放他俩一马?

他把这两人拎回来审过,总觉得里面有鬼。

无奈石五则这戏演得太“圆”了。

他不光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还编了套听着挺像那么回事的理由:敌人那是为了吓唬老百姓,胡乱杀人立威,并没有点名道姓要杀谁,自己能捡回条命那是祖坟冒青烟。

更绝的是,这人倒打一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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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村里到处嚼舌根,硬说石三槐才是那个受不住刑、把大伙儿供出来的软骨头。

这一招叫“死无对证”,毒得很。

石三槐人都在土里埋着了,哪能爬出来喊冤?

而石五则作为仅存的“老干部”,嘴长在他身上,他说啥就是啥。

哪怕后来专案组对他不放心,搞了监视居住,可手里没实锤,也拿他没辙。

这僵局,一拖就是九年,直到1956年才打破。

那年暑假,已经调去湖南吉县任职的陈德邻回了趟山西老家。

他没傻到直接找石五则对质,而是绕了个弯,先去访当年的目击证人。

在大象村,他摸到了烈士石六儿的家门,见到了石六儿的妹子石玉贞。

当年石六儿是跟石三槐、石五则一块儿被关在大象村据点的。

行刑那天大清早,石玉贞提着篮子去给哥哥送饭。

隔着窗棂纸,石六儿只来得及撂下一句后来成了铁证的话:

“我和三爷(石三槐)那是咬紧牙关啥也没吐,五爷(石五则)那是竹筒倒豆子,全招了。”

这句话,就像一枚钉子,把嫌疑死死钉在了石五则脑门上。

紧接着,陈德邻马不停蹄去找另一个活口——张生儿。

张生儿这些年过得跟受惊的鹌鹑似的,一见陈德邻上门盘道,吓得在那儿直打摆子。

陈德邻好话说了一箩筐,反复承诺“只求真相绝不乱抓好人”,张生儿这才哆哆嗦嗦吐了口。

原来,被抓那天,敌人把石五则单独提溜出去审了好半天。

等石五则回屋时,冲着看守的敌人甩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张生儿是个老实人没问题,我俩肯定好好配合长官。”

就这一嗓子,保住了张生儿的小命,也把他绑上了贼船,成了被迫的帮凶。

行刑现场,张生儿被逼着接那杀威棒,吓得手脚发软根本动弹不得。

那石五则咋样呢?

老百姓眼睛里可不揉沙子。

那天在村南大庙跟前,眼瞅着石三槐被打得皮开肉绽还要张嘴骂人,是石五则冲上去,抡起棍子就把石三槐给闷晕了。

事后,石五则给自己找补的理由简直是“影帝”附体。

他对旁人哭诉:“我看三哥被打成那惨样,心里实在不落忍,为了让他少受点活罪,我那是没办法才给了他一下痛快的。”

这一闷棍,不光打晕了石三槐,也把真相给打断片了。

越往下挖,陈德邻越觉得石五则这人城府深得吓人。

就连陈德邻的亲八叔段占喜,都被这姓石的给“收编”了。

当年刑场上,敌人本来凑够了八个人头要砍,连段占喜都被拉出来了。

千钧一发之际,是石五则跳出来跟敌人解释:“这老汉姓段,跟那个陈德照不是一家子”,这才让段占喜捡回条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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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占喜为此对他那是感恩戴德,事后专门提着五斤咸盐、割了一块羊肉去谢恩。

石五则收了礼,假模假样地叹气:“我给八路军跑了这么多年腿,将来变了天,敌人来了饶不了我。

等你家侄儿回来,把我也带上山打游击吧,省得遭罪。”

这话乍一听是怕被清算,其实是在给自己买“保险单”。

陈德邻琢磨透了,石五则救段占喜,压根不是发善心,而是在做风险对冲——万一共产党真打回来了,手里捏着“救过烈士亲叔”这张牌,谁还拉下脸来查他?

这一手“放长线钓大鱼”,把陈家上下几张嘴全给堵严实了。

这也就能解释,为啥连陈德邻的大舅母都对石五则的话深信不疑。

可只要是编的瞎话,总归有漏风的时候。

陈德邻在查访途中,居然撞见了个关键人物——王连成。

王连成透了个底:在偷袭云周西村之前,那张全宝跟石五则就已经眉来眼去,联系频繁了。

顺藤摸瓜这么一查,陈德邻翻出了两笔让人触目惊心的“外快”。

头一笔:刘胡兰牺牲才两天,石五则就被放回家了,手里居然提溜着二十斤白面。

在那个年头,二十斤白面那是金贵物。

他还特意嘱咐婆娘:“藏严实点,这事要是漏了风声是要掉脑袋的。”

第二笔:同年二月,石五则在当地钱庄里存了五十块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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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数字太巧了。

当时杀害刘胡兰的另一个凶手徐得胜,领到的赏钱不多不少,正好也是五十块。

换句话说,石五则不光是叛变,他是蘸着战友的鲜血,去换了自己的那口白面和存折。

虽说证据链条基本上扣死了,但这盖子揭起来可没那么顺当。

陈德邻整理了厚厚一摞黑材料,给各级衙门寄了个遍。

从华北局到县委,信寄出去跟泥牛入海似的,大都没个响动,也就榆次地委回了四个字“很有价值”。

这事一直拖到了1959年。

那年六月,时任山西省副省长的郑林下乡到云周西村视察。

当他听说嫌疑重大的石五则还在外头逍遥,而死磕这事的竟然是个远在湖南的干部时,这位副省长拍了桌子:

这雷霆一怒,总算把地方上那股子推诿扯皮的官僚作风给震碎了。

郑林当场拍板,把陈德邻从湖南调回山西协助办案。

有了尚方宝剑,案子查起来那是势如破竹。

专案组直奔石三槐那间破败的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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撬开一块积了十几年灰的青石板后,一叠泛黄的纸张重见天日。

这些材料,把石五则变节的老底扒了个底朝天。

原来,早在1946年,这人骨头就酥了。

作为1939年就入党的老资格,石五则在村里也是号人物。

可当初镇压恶霸石佩怀的时候,他跳着脚反对。

面上说是顾念亲戚情分,底子里是他收了人家的黑钱。

这事被石三槐查实后,石五则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饶。

石三槐一时心软,没往上捅,想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但这还没完。

石五则后来又不干人事,跟村里的寡妇勾搭成奸,还包庇那寡妇在做军鞋时偷工减料。

这一回,刘胡兰和石三槐没再惯着他,直接报给了组织。

处理结果很干脆:开除党籍,撤职查办。

从那一刻起,石五则心里的“怕”就酿成了“毒”。

1959年9月9日,面对铁证如山,被拷上手铐的石五则终于低头认罪。

据这老小子交代,早在1946年10月——也就是惨案发生前仨月,他就主动跟国民党特务勾搭上了。

在那份尘封已久的敌营口供里,敌人问:“你们村谁是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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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五则想都没想:“有刘胡兰、陈德照、石世芳。”

他还竹筒倒豆子般供出了刘胡兰干的那些事,以及石三槐当情报员的真实底细。

这也就解释了,为啥敌人在1947年1月那次偷袭能一抓一个准,为啥他们手里捏着一份怎么对都严丝合缝的“死亡名单”。

所有这一切,都是石五则为了报复以前的战友,为了那五十块现大洋和二十斤白面,处心积虑设下的一个杀局。

这个曾经在村里横着走、颠倒黑白的“幸存者”,听到判决居然还不服气,硬是接二连三地上诉。

为了把这案子办成铁案,专案组又耗了几年功夫反复核查,直到每个细节都挑不出刺儿来。

1963年2月4日,一声清脆的枪响,总算结束了石五则罪孽深重的一生。

这会儿,距离刘胡兰和石三槐牺牲,时间已经溜走了整整十六年。

回过头来细琢磨,这不单单是个抓内鬼的故事,更是一场人性的较量。

石五则赌的是“死人闭了嘴”,赌的是“岁月能把痕迹抹平”,赌的是他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那点左右逢源的小聪明。

可他千算万算漏了一招:有些账,哪怕隔着千山万水,哪怕隔着十几载光阴,只要还有人心里头揣着“公道”这两个字,就早晚得算个明白。

那个远在湖南、写信写断了手、跑冤枉路跑了七八年的陈德邻,就是那个死磕到底、非要算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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