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冬天，一个女人倒在雪地里。她的左腿被打断，碎骨散落在血肉中共24块。
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接下来的九个月，她将经历人类能够想象到的所有痛苦。
雪地被俘——从战场到刑讯室的九个月
牛车在冰冻的土路上颠簸，每一次起伏，都会从车上那个女人的腿部伤口，涌出一股殷红的鲜血。
血顺着车板的缝隙滴落，在雪地上留下一条蜿蜒的红线。
赵一曼躺在牛车上，意识在疼痛中时断时续。
几天前，她还在指挥部队突围。子弹打穿了她的手腕，她忍着剧痛转移到山岭下的农舍。
伤口还没来得及处理，日军讨伐队就包围了那栋简陋的木屋。
激战中，她的左腿被子弹击中。不是普通的贯穿伤，而是整根腿骨被打断。
骨头在肌肉里炸裂开来，碎成了二十四块。
她昏倒在雪地里时，黑棉衣已经被血浸透，腰部以下全是暗红色，裤管里灌满了凝固的血块。
日军士兵用刺刀挑开她的衣服检查，发现这个女人竟然还活着。
珠河县公署的审讯室在等着她。
牛车走了整整一天。赵一曼醒来过几次，每次睁眼看到的都是灰蒙蒙的天空和押送她的日军士兵冷漠的脸。
她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知道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
但她更清楚，自己必须活下去。
不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是为了不让敌人从她嘴里得到任何情报。
每一个战友的名字，每一个据点的位置，每一条撤退的路线，都意味着无数条生命。
牛车终于停下。几个伪警察把她从车上抬下来，拖进了县公署的地牢。
审讯官大野泰治已经在等她了。这个刚从日本本土调来的宪兵，手里握着一根马鞭。
他要让这个女人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痛苦。
初次刑讯——两小时的鞭打与踢打
大野泰治没有立刻开始提问，他只是站在赵一曼面前，用鞭子把儿轻轻戳了戳她手腕上的枪伤。
伤口已经开始化脓，边缘的皮肉翻卷着，露出里面白色的骨茬。
鞭子把儿碰到创面的瞬间，赵一曼的身体剧烈地抽搐了一下。
大野泰治笑了，他开始慢慢地把鞭子把儿，往伤口里旋转着拧进去，一点一点地深入，直到碰到骨头。
然后他不停地搅动，让鞭子把儿在骨头和烂肉之间摩擦。
赵一曼咬紧了牙关，额头上青筋暴起。
"说，你们的据点在哪里？"
她闭上了眼睛。
大野泰治抽出鞭子把儿，换上了皮鞋。他一脚踢在赵一曼的腹部，然后是胸口，接着是脸。
每一脚都用尽全力，踢得她整个人在地上滑出去老远。
两个小时过去了，赵一曼的脸肿得看不出原来的模样，嘴角不断涌出血沫。
始终没有开口，大野泰治的额头也冒出了汗珠，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恼怒。
这个女人竟然能撑这么久。
几天后，赵一曼被转押到哈尔滨警备厅拘留所的地下室。
那里有更专业的刑讯人员，更齐全的刑具。
木棒、老虎凳、竹筷、铁钳。
他们用木棒抽打她已经骨折的胳膊，每打一下，断骨就会在肌肉里移动。
他们用竹筷夹她的手指和脚趾，一根一根地夹，夹到指甲缝里渗出血来。
他们用铁钳拔她的指甲，连着肉一起撕下来。
赵一曼昏死过去很多次，每次醒来，都会发现新的伤口。
腿上的创面越来越大，白骨已经露出来，上面爬满了虫，她的体温一直在上升，伤口感染引发了败血症。
日本宪兵开始慌了，如果她死了，就什么都问不出来了。
他们不得不把她送进医院治疗，等她恢复一点，再继续审讯。
赵一曼在担架上睁开眼睛，看见医院的白色天花板。
她知道，机会来了。
医院越狱与再次被捕
17岁的见习护士韩勇义第一次见到赵一曼时，被吓哭了。
这个女人全身上下几乎找不到一块完整的皮肤，腿上的伤口已经烂到深处，能看见里面黑色的骨头。
背上到处是鞭痕，有些地方的肉已经翻开，露出下面的脊椎。
最让韩勇义震惊的，不是这些伤痕，是赵一曼的眼睛。
那双眼睛清澈、平静，没有一丝怨恨和绝望，她看着韩勇义，甚至还能挤出一个微笑："小姑娘，别怕，我没事。"
韩勇义每天给她换药、喂饭、擦身子。渐渐地，两个人开始说话。
赵一曼不谈战争，不谈政治，只是问这个小护士家里的情况，问她有没有哥哥姐姐，问她喜欢什么。
"你为什么不说？"韩勇义有一天忍不住问，"说了就不用受这些苦了。"
赵一曼沉默了很久。
"如果我说了，会有更多人受苦。"她轻声说，"我受的这些，能换来他们的平安，值得。"
韩勇义哭了。
她回家卖掉了自己仅有的两个金戒指和两件大衣，凑了60元钱。
看守董宪勋也被赵一曼打动了，他找人做了一顶小轿。
1936年6月28日，暴雨过后的夜晚。
三个人悄悄离开了医院。先坐上雇来的出租车，然后换成轿子，一路向宾县方向逃去。
轿夫在泥泞的土路上艰难地奔跑，雨水打在轿子的油布顶上，发出啪啪的声响。
赵一曼躺在轿子里，听着外面的雨声，第一次感觉到了自由的味道。
她想起了儿子。那个五岁时就被送走的孩子，现在应该长高了吧。
轿子走了两天，6月30日清晨，当马车走到离游击区，只有二十多里地的李家屯附近时，后面传来了摩托车的轰鸣声。
日本宪兵追上来了。
赵一曼看着韩勇义和董宪勋惊恐的脸，平静地说："你们走，不要管我。"
但已经来不及了。宪兵的枪口对准了马车，三个人全部被抓。
赵一曼知道，这次等待她的，将是真正的地狱。
电刑——从下午持续到深夜的极限折磨
1936年7月25日下午，哈尔滨警备厅的地下室里搬进了一台新机器。
这是刚从日本本土运来的电刑设备。
林宽重长官站在机器旁边，冷冷地看着被绑在刑架上的赵一曼。
他下达了明确的指令："慢慢地跟这个女人耗，不能停，不能让她有喘息的机会，直到电刑摧垮她的意志。"
电极被固定在赵一曼的身体上。
下午三点，开关按下，电流通过身体的瞬间，所有肌肉都在痉挛。
那不是普通的疼痛，而是一种从骨髓深处涌出来的剧痛，像是有无数根烧红的针同时扎进每一个神经末梢。
电流断开，再接通。断开，再接通。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三点、四点、五点、六点。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地下室里的灯光显得格外刺眼。
赵一曼的身体早已湿透，不知道是汗水还是血水。
她的头无力地垂下来，全身像抽掉筋一样软软地挂在刑架上，依然没有开口。
七点、八点、九点，七个多小时过去了，赵一曼再一次昏死过去。这一次，她没有再醒来。
林宽重终于下令停止。他看着刑架上那个已经不成人形的女人，第一次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恐惧。
这个女人究竟是用什么撑到现在的？
一周后，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往珠河。她的身体多处白骨外露，有些部位因为电刑已经炭化。
行刑前，她提出要纸笔。
她给儿子写了最后一封信：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
写完最后一个字，她放下笔，平静地走向刑场。
那一年，她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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