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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鸟与好奇心）
某种意义上贺萧《天津工人：1900-1949》就是在回答 E.P. 汤普森的那个工人阶级如何形成的问题：“由于共同的经历（遗传或共有的），感觉到和明确地表达了他们之间利益的一致性，并反对其他利益与他们不同（并且常常是对立）的人”——贺萧为此将目光投向上个世纪上半叶的天津，一个几乎从零开始的、大部分从乡村中走出的工人团体——他们的“共同经历”“利益一致”与阶级意识的形成之间的关系。
在 1980 年前后进入中国做学术研究——无论是历史学还是社会学相关——的西方学者，贺萧、裴以理、周锡瑞、魏昂德等等，他们身上都有鲜明的左派色彩，作为读者，多少要警惕他们对现实中的“乌托邦”所表现的过于“热情”的那一面。不过，这种担心对于《天津工人：1900-1949》来说是多余的，虽然它是有同样背景的一部著作。贺萧为此做了大量的调查，包括档案、经历者的口述史、旧时报纸杂志的记录，很好地再现了天津工人在那个时间段里的生活，事无巨细，而且没有刻意美化工人阶级——所以我们最终看到的是难得的北方工人和市民生活的记录——相比于上海工人阶级和市民生活来说，它很少被关注。
贺萧对此还是很有自信，她在导论中说：“不论中国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近现代历史学家，他们关注的都是 20 世纪的重大事件：1949 年革命。这导致他们去研究中国乡村，去探求农业经济的动力和分析作为社会革命根源的农民；这导致他们去研究 20 世纪的中国大学这个非常明显的政治活动的发源地。但是，这一般不会导致他们进入工厂，更别说工匠的作坊和中国工人的家里。”
题外话，周锡瑞有一本书写他岳丈一家，《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其民国部分大体上与贺萧这五十年重合，也一样聚焦于天津，对照着看会很有趣：富人与工人生活；革命者的身份与背景；共产党所倚赖的阶层与工作重心；贺萧所回避的中国大学校园与天津工厂里的产业工人……
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部分内容分享给读者。
混混儿
1884年出版的一部非官方地方志书抱怨说：“天津土棍之多，甲于各省。”
有等市井无赖游民，同居伙食，称为“锅伙”，自谓“混混儿”，又名“混星子”。皆愍不畏死之徒，把持行市，扰害商民，结党成群，借端肇衅。（按：津地斗殴，谓之“打群架”）……甚至执持刀械火器，恣意逞凶，为害闾阎，莫此为甚。如被拿到案，极能耐刑，数百笞楚，气不少吁，口不求饶，面不更色。
混混儿是城市流氓的团伙，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被官方看成“祸害”。一般认为，他们本来是哥老会的支派，渐渐忘了根本。混混儿团伙成员大都是游惰青少年，也有一些失业工人。他们往往集体聚集在一间租来的房屋中，一起吃饭喝酒，屋内暗藏兵刃，如匕首、大刀、斧把，以备斗殴。混混儿的穿着也显然和常人不同：青色裤袄，腰扎蓝色搭包，脚穿花鞋；头上发辫续上大绺假发，有的还插上一两朵茉莉花。他们走路方式也与常人不同：迈左腿，拖右脚，故作伤残之状。
混混儿通过从事各种赚钱的活动养活他们自己及其团伙。他们开赌场，一些混混儿设赌坐庄，另一些充当打手。他们充当从乡下运农产品进城的农民和城市小贩之间的中间人，从二者那里收取佣金。他们对当地的渔民也是如法炮制。他们在提供服务的同时，威胁报复那些拒绝买他们东西的人，同时也把持河边的粮栈。他们也干些赚钱较少的营生，如经营摆渡、遇红白喜事为人抬轿，以及用掺沙子的劣质黄铜铸造假钱。最后，他们也开办脚行。
混混儿在当地获得恶名声并不是因为他们从事上述的经济活动，而是因为他们彼此争夺赚钱的生意时所采取的手段。所有这些手段都遵从一个规矩：面对危险和伤痛要显示出英雄般的淡定自若。如果一个混混儿在殴斗中出声喊痛，对方立刻停手，怯弱者将被赶出锅伙。如果有人拿着刀来剁，他应该袒胸向前；如果有人用斧把来打，他要用头去迎，以证明他无所畏惧。谁要是违反了这些规矩，谁就将成为混混儿们的笑柄。
这样一来，如果一伙混混儿决定要从某个赌局分得利益，他们就要选出一名成员到那个赌场闹事。一旦赌场打手们围过来，这名混混儿就要躺在地上任由打手们殴打。打手们通常会真的痛打一顿，不过要小心不要将他打死，否则惊动了官府，赌局就开不成了。如果搅局者在被打的过程中没有出声，赌局的头儿就很郑重地让人用大红棉被将他盖好，搭回家去养伤。此后，赌局的头儿每天必须给他送一两吊钱，只要赌局存在一天，这份钱就分文不少。在天津俗语中，这叫“不打不相识”。
另一种更可怕的敲诈方式是，进入赌场后来到赌案前，用刀在自己的腿上割下一块肉代替赌资作为押注。如果宝官毫不退缩地接下这块肉，此事便会陷入僵局。识事的局头一开始就会急忙赶过来，嘴里讲着表示关心的话，手里却拿过一把盐末抹在伤口上。如果割肉者仍谈笑自若，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就会因为被证明真的很坚强而有资格每天拿到津贴。
混混儿用类似的手段，即完全靠摆出一副英雄不怕死的姿态赢得对方，去争夺粮栈和脚行。天津有个传说，咸丰年间，一个想经营“四口脚行”的混混儿用跳滚油锅挑战所有竞争者，以争夺对地盘的控制。当时，无人敢接受挑战，他让自己的一个族人跳进了油锅，那人马上被炸焦了，而他的族人们也由此获得了对地盘的永久控制权。
也是由于混混儿，打群架成了一种极端的行为手段。1949年前，打群架一直是脚行之间争斗的典型形式。打群架的起因可能是上面提到的任何一种经济行为所导致的冲突。斗殴的时间和地点要提前约定，头一天晚上，所有参加斗殴的人（多时达数百人）要痛快地吃喝一顿。如果同对方有“死过节”，必须有人自告奋勇“抽死签”。双方都明白，这些人即使在殴斗中没有被打死，事后也要到乡甲局顶名投案，为对方被打死的人负责。在约定打架的那一天，众人要整队前往，寨主走在前面，拳头刀子一齐上，直到有人被打死或受伤。这时，才会有人出头宣布争斗结束。然后，县官将预先选定持“死签”者逮捕并带到衙门升堂审问。县衙大堂之下挤满了双方的混混儿，他们前来观审是要确保自己的兄弟受刑时不要出声喊痛。
混混儿到了中年就进入半退休状态，开娼窑、戏园子、落子馆、当铺，或者放高利贷。也有的投效总兵衙门做个小武官或到衙门里补个名头当差，一洗年轻时的恶棍名声。有些小有积蓄的参与一些公益事业，如资助“水会”或组织举办宗教赛会出巡。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慈善活动同时也是脚行把头们经常参与的活动。和其他活动一样，这两个群体在此类活动中出现了许多的交集。
尽管也做了这些好事，但是混混儿惹是生非的行为，特别是喜欢在街头打架，导致他们与政府当局冲突不断。这种冲突最终导致了他们的衰落。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曾国藩被清廷派到天津与法国人谈判。事件中有18个外国人被杀，法国要求将凶手逮捕惩处。曾国藩利用这个机会处决了不少因为打架而入狱的混混儿，这些人显然跟这个事件没有多大关系。几年后，李鸿章和袁世凯相继担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特别憎恶混混儿，杀了不少。在他当政的20世纪头十年，混混儿的势力明显削弱了。
混混儿没有给20世纪的脚行工人留下什么特别的组织遗产。他们所留下的是一套对事物的态度，中心的一点就是要尊重那些最能完成艰难的体力工作和默默接受惩罚的人。一位观察者用一句格言总结了混混儿的生活观：“今朝有酒今朝醉。”而后来传入天津的青帮，将这些态度融入其组织形式之中。
题图来自电影《劳工之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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