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这是《大明王朝1566》里，江南第一富商沈一石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话本寻常，但是沈一石说的这句话却非常震撼，因为他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正把自己投身于“豪宅”，一起烧得干干净净。
这个江南最有钱的丝绸商，穿粗布衣裳，吃糙米饭，长袖善舞，无比精明，却显然没有算到自己会是这么一个结局。
或许他以为自己是玩转权谋的“儒商”，最后终于明白了，他不过是权力手里的一只“白手套”，用完就该被销毁。
应该说，沈一石一开始是有理想的。
借着“改稻为桑”的政策，低价买下灾民的田，种桑养蚕织丝绸，既帮朝廷填补亏空，又能让百姓有口饭吃。
这算盘打得不错，“既要又要”，听上去挺好。
我们不能苛求他。要知道他本质是织造局的“买办”，所有动作都得依着上头来，从来不是能独断的主。
可问题是，他在浙江，除了听宫里的（杨金水代表），还得听地方官的，巡抚和布政使、按察使，他一个也开罪不得。
特别是在大明朝，商业逻辑根本排不上号。
郑泌昌、何茂才为了逼灾民卖田，直接掘开河堤淹了淳安和建德，以便贱买农田，然后又转头把黑锅甩给了织造局。
沈一石作为织造局在浙江的具体执行人，自然成了第一背锅侠。沈一石明知道这是伤天害理，却只能捏着鼻子认。
谁让他的丝绸生意之所以能一家独大，全靠着垄断资源？
没有宫里和严党官僚们罩着，他什么都不是。所以他连拒绝的资格都没有。
他的财富看着吓人，实则内里空空。
宫里要他供，严党官员要抽成，织造局的太监当然也少不了定期打点。
他算过一笔账，买田要七百万两银子，可朝廷拨的赈灾款少得可怜，这钱本质上都是他替皇帝从百姓身上刮来的。
他看透了“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的猫腻，却仍无法脱身。
沈一石的脑子是绝对够用的。
高翰文带着“以改兼赈”的理想来浙江，他一眼就看穿这是个书呆子，眼看郑何二人搞不定他，设了个高端的美人局，让自己心爱的芸娘拜高翰文为师学《广陵散》，成功把他诱入陷井，要不是海瑞激发了高翰文的血性，恐怕强推改稻为桑的事儿就顶不住了。
他还借着“奉旨赈灾”的名义，把织造局和地方官的责任切割开，步步为营。
可他再精，也架不住整个系统烂透了啊。
胡宗宪为了保百姓，硬顶着不推行改稻为桑；海瑞更是油盐不进，拿着账本死磕到底；高翰文也与海瑞站到了一起。
沈一石那些精妙的算计，在这些“异类”面前全成了笑话。
更讽刺的是，他一直信奉“低存在感”生存法则，穿粗布衣服，住普通宅院，生怕太扎眼引火烧身，可严党在浙江的势力一倒，他立马成了第一个被清算的对象。
当权力不再需要他这个“白手套”，他的价值瞬间归零。
他预估买田要七百万两的理性计算，反而暴露了“改稻为桑”的荒唐。你想啊，在遍地灾民的浙江，怎么可能完成这样的政策？
沈一石的心里，芸娘是唯一的光。
芸娘是他从青楼买来的，但他欣赏她，教她弹琴，陪她论曲，把自己向往的“魏晋风骨”都寄托在她身上。
可权力场从不由人，沈一石先是把她送给杨金水当“对食”，三年后，又趁着杨金水身在京城，让她出面引诱高翰文。
明明那么宝贝她，却又那么轻贱她。他把对自己的怨恨，发泄到了芸娘身上。
还记得，他让高翰文指点芸娘弹《广陵散》那一幕，琴声高亢时，他在账房里跟着虚弹，眼里全是泪；琴声停时，他转身就安排织造局的四个太监冲进去“抓现行”。
他推崇嵇康临刑前弹《广陵散》的风骨，可自己却活成了权谋的奴隶。
临终前，他给芸娘留了银票和一份凶险时可以用以保命的张三丰“血经”，更把记满二十年贪腐黑幕的账册，连同自己的绝笔信一起交给了海瑞。
那血经后来真的救了高翰文和芸娘的命，那些账册成了扳倒浙江官场贪腐集团的关键证据。
你懂的，沈一石的死其实是整个封建体制下商人的宿命的极端体现。
他名义上是江南巨富，实则是内廷和官僚体系的“记账工具”，资本完全依附权力生存，连自身财富的支配权都有限。
他留下的账册，清晰揭露了“内廷—官僚—资本”三位一体的寄生关系：宫里要花销找他，严党要贪墨找他，地方官要填窟窿也找他。
这种关系不打破，再华丽的表面，也迟早会因为系统问题崩塌。
沈一石并没有做错什么，或者说，他生错了时代。你认为呢？
（网图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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