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香港九龙的一家小诊所里，杜月笙靠在病床边，眼神已经没了往日的锋利。
他让人取来一套西装，又让孟小冬换上婚纱。
没有宾客，没有礼炮，连请帖都没发出去。
就是这么一场安安静静的婚礼。
谁都没想到，这个曾经叱咤上海滩的大佬，最后一次下决心的事，竟然是给一个女人一个名分。
孟小冬站在他身边，没说话。
她眼里没有泪，也没有笑。
只是点了点头。
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可要追溯回去，得翻几十年的账。
杜月笙第一次见孟小冬，是1925年，在天津。
那会儿的孟小冬才17岁，刚刚在京剧界崭露头角，台风稳，唱腔足，一出《打渔杀家》，让台下那位上海来的“客人”直愣愣坐了一整场。
“这姑娘，将来不简单。”杜月笙在后台跟身边人说。
但那时候的孟小冬，心里装着的，是梅兰芳。
她和梅兰芳的那段感情，几乎成了民国的“八卦头条”。
郎才女貌，门当户对，戏迷都盼着他们能成。
可现实不是唱戏，梅家人不认这个媳妇，误会越来越多，最后还是散了。
离婚那年，她才二十出头。
那之后她沉了几年。
也不怎么登台了，人也清瘦了不少。
1937年，她去了趟上海，住在老朋友姚玉兰家里。
姚玉兰是杜月笙的四太太，一个人精似的女人，出身京剧世家，戏唱得好，人也会来事儿。
“你知道杜先生这些年是怎么念叨你的吗？”姚玉兰有一天突然这么问她。
“他？”孟小冬笑了一下，“那会儿不是还在追别的姑娘么。”
姚玉兰没接话，只是把话题轻轻转了开。
可从那以后，杜月笙来家里的次数明显多了。
每次都不动声色地问：“孟小姐吃得惯这边菜吗？”“她喜欢北方的汤，我让厨子学了几道。”
孟小冬不是没看出来。
他的方式跟那些年年轻时的杜月笙不一样了。
没有一掷千金，也不送房送车。
就是安安静静地照顾，什么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甚至她偶尔那点小毛病，他也记得一清二楚。
那时候的上海，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样子。
日本人已经打进来了，街头巷尾到处是巡逻兵。
杜月笙的生意也越来越难做，很多老朋友一个一个“失联”，可他还是照旧来看孟小冬。
“你看，”他有一次说，“外头那么乱，我这人也不知还有几年好活。
你要愿意，我想把你接进门来。”
孟小冬没答。
她只问了一句：“我以什么身份进门？”
杜月笙那天没说话，转身走了。
可这话他一直记着。
1949年，上海局势已定，杜月笙决定去香港。
出发前又去了趟孟小冬住的院子。
“你愿不愿意，跟我走？”
孟小冬看着他，还是那句话：“我以什么身份跟你走？”
他没再犹豫。
到香港的第二年，他就办了那场简单的婚礼。
请的都是家里人。
姚玉兰也来了，坐在台下，悄悄地笑。
这时候的杜月笙，已经不是当年的“上海皇帝”了。
青帮势力早就崩溃，他也没再插手什么事。
每天看看戏，写写字，偶尔和宋美龄通过电话。
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婚后不到一年，1951年，杜月笙去世。
孟小冬亲手为他穿上寿衣，整理遗物。
一封封旧信，她烧了，只留下一张照片。
那写真里，杜月笙还年轻，穿着长衫站在石库门前，身后是姚玉兰、陈帼英，还有一群孩子。
“杜公馆”当年有多热闹，没人比她更清楚。
沈月英是第一个进门的，苏州女人，温温柔柔。
杜月笙刚起步那几年，家里什么都靠她打理。
可惜一直没孩子，最后染上了鸦片，被幽禁了整整十年，死在一个阴暗的房间里。
陈帼英是舞厅里的姑娘，进门时风光得很，上海滩的记者都抢着拍她。
可她太烈，跟杜月笙吵了一架后直接带着两个儿子回了上海，晚年孤苦，死前念叨的还是：“如果没进杜家，我可能就是个普通的纺织女工。”
孙佩豪那会儿才十六岁，是苏剧界的红角儿。
进门后日子也没好过。
两位太太轮着给她下绊子，杜月笙又顾不上她。1948年，她儿子被抓，她求杜月笙出手，他没理。
她一怒之下去了英国，在异国他乡靠卖首饰过日子。
姚玉兰算是最能熬的一个。
她懂规矩，也懂人情。
不抢风头，不卷是非。
跟宋美龄成了“戏友”，还帮杜月笙牵了不少线。
杜月笙常说：“她是我家的福星。”
可这些人，到后来都散了。
1951年，杜月笙的灵柩从香港运到台湾。
孟小冬亲自押送。
落葬那天，风很大。
她站在坟前，披着黑纱，一句话没说。
有人拉她一把：“风太大了，冬姐，回去吧。”
她摇头：“我再站一会儿。”
后来她没再登台。
也拒绝了所有采访。
有人问她：“你后悔吗？”
她说：“人生像唱戏，唱过了，就算数。”
1977年，孟小冬在台北去世。
墓碑上没有“京剧大师”“冬皇”这些字，只写了六个字——孟太夫人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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