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三点多，碉堡里的电话突然响了。
那时候谁都没想到，这一通电话，会变成整场行动的关键。
听筒那头，是敌人的指挥部。
而接电话的人——是刚刚被新四军制服的敌军排长。
他看着面前站着的袁捷，脸色发白。
但袁捷只是低声说了一句：“照我说的接。”
排长拿起电话，声音发抖：“我们被围了，情况非常紧急，弹药快没了，伤亡很重……”话说完，他的手还在抖。
这是1943年的事，地点在安徽中部一带的密林深处。
当时新四军一个小班被部署在敌后，任务是牵制敌方一个据点的动向。
可谁也没想到，连续几天的游击纠缠下来，他们手里的弹药竟然只剩一发。
不是一个人一发，是整个班一发。
那种感觉。
就像是在黑夜里拿着一根火柴准备迎接暴风雨。
这事儿要从几天前说起。
袁捷是个老兵，从淞沪会战一路打过来，很多战友都没能熬到现在。
那段时间，他们的任务是埋伏在敌后，盯住一处敌人的补给节点。
可敌人也不是吃素的，在周围布下了好几道巡逻线，还修了个小型碉堡。
新四军的补给线早就被切断，靠的就是从敌人手里“借”点资源。
说起来巧，那天白天，指导员在队伍里讲了个故事，说的是三国时候诸葛亮草船借箭。
晚上袁捷躺在临时搭的草棚里，听着远处断断续续的枪声，脑子里一直在转那个故事。
他想着，箭是借不到了，可子弹，也不是不能“借”。
他坐起来，点了根蜡烛，在木板上画了个简陋的地图。
标的是敌人巡逻的时间、碉堡的位置、可能的弹药堆放区，还有周边林地的掩护路线。
他不是那种爱冒险的人，但那天他决定：动手。
第二天开始，班里几个人分成小组轮流出去侦察，把敌人的出入路线摸得清清楚楚。
晚上回来就在树林里练绳索和飞爪，竹竿太滑，几次摔得满身泥。
有人问他：“班长，真要打吗？就咱这点子弹？”他没说话，只是把那根唯一的子弹拿出来看了看，又放回口袋。
动手那晚，天上没月，风很大，云压得低得吓人。
他们提前藏好工具，绕过巡逻，花了两个小时才摸到碉堡边。
开始几次攀爬都失败了，飞爪没挂牢，竹竿打滑。
后来还是一名老兵用带钩的绳子勾住护栏，才爬了上去。
进了碉堡以后，他们没开枪，用的是匕首和棍子，几个人配合得很默契。
敌人显然没想到会有人敢夜里摸进来，守卫被制服得很快。
那段时间，很多敌军哨所里都是临时征调的部队，战斗经验不多，心理防线也薄。
这时候电话响了。
袁捷判断得准，知道敌人每天夜里三点会有一次例行通话。
他让排长接电话，就是为了传递假情报。
对面的人听到“被围”“弹尽”“伤亡惨重”这些词后沉默了几秒，说了句“我们马上调人救援”，然后挂了。
这一通电话，等于替他们挡住了接下来几个小时可能到来的反扑。
接下来的动作更快。
他们在碉堡里找到三箱子弹——大概3000发，还有几支步枪、两挺轻机枪，另有几颗手榴弹。
老兵翻了翻枪膛，说：“保养得还行，不是摆设。”
可这些还不够。
根据碉堡里缴获的地图和敌军文件，袁捷发现敌方有一支补给队，第二天凌晨会从后方送弹药过来。
他没多犹豫，挑了几个人，把缴获的机枪装好，在路上设了埋伏。
那段林子不宽，地势又起伏，一旦进入伏击圈，就很难全身而退。
等敌人车队出现的时候，天还没亮透。
他们等车队全部进圈，才发动攻击。
枪声很短，敌人没反应过来就被压制了，司务长带的几个人当场被俘。
这一批补给，比他们想的还多。
光是子弹就有将近2000发，还有一口袋的军粮和药品。
加起来，他们拿到了超过5000发子弹。
对一个班来说，这已经是能支撑数周的战斗储备了。
他们用缴获的背包和绳索，把弹药一袋袋背回阵地。
走的时候，袁捷在碉堡里留了一句话，用粉笔写在墙上：“东西我们拿走了，人还在这儿。”
回到根据地后，弹药被重新分配，班里每个人都补足了装备。
那天中午，指导员点着名单发子弹，发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袁捷站在队伍后头，看了看自己的那口袋子弹，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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