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生在昆明城郊的周嘉彬，小时候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父亲走得早，他从小就得帮着撑家，成德中学的课桌旁，总放着用洗碗打杂换来的课本，没人料到这个穿补丁裤子的瘦高个，十年后能进黄埔军校，更没人想得到，他后来的名字会出现在民国军史的角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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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好运是在1920年来的，考进黄埔三期那会儿，周嘉彬专门问了每顿饭的菜价，二分钱能买半碗萝卜汤，可命运偏偏爱跟穷学生过不去，他被分到张治中带的学员队当区队长，后来有人说他站岗时比别人多挺半小时腰，也有人说他天天帮张夫人接送孩子放学，反正怎么传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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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毕业后，周嘉彬跟着张治中当副官，一跟就是七年，每一步都像踩着别人没走透的缝儿走，从教导总队到柏林陆军大学，没一步是白走的，一九三九年回国，他顺理成章当上中央军校少将副主任，婚宴上喝醉了，他问张治中，我这算攀高枝还是靠关系，没人说他这话是真话还是醉话，可三个月后，他真把张家大女儿娶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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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兰州，时间像沙漏快漏完了，周嘉彬守在黄河铁桥的指挥部，电台里西安绥署催个不停，城外解放军的炮声也一阵接一阵，他把作战地图折了两下，转身对参谋说，把部队分成三拨，能走一个是一个，这事儿让国民党骂他是临阵逃跑的胆小鬼，可解放军压根没把他列进战犯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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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浅水湾的公寓里，周嘉彬每天早上都做广播体操，阳台上挂着从昆明老家寄来的腊肉，1950年回大陆那天，他把张治中送的怀表包进油纸，后来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笔记本上写，这表走得比人诚实，去世前他还能记得当年黄埔萝卜汤的价钱，可怎么也想不起黄河铁桥那夜到底该不该撤军。

这个夹在国共之间的小军官，用大半辈子摸清了一条活路，在大时代里头，最稳当的不是往前冲，也不是硬扛着倒，而是挑个不起眼的坡，慢慢往下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