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春天，福州军区的办公楼里气氛有点紧张。
韩先楚将军刚接到一份任命文件，内容简短，只有一句重点——王建安将军将调任福州军区副司令。
韩先楚看了一眼，没说话，把文件放下，点了支烟。
屋里一阵沉默。
说实话，他不是不敬重王建安。
恰恰相反，王是老红军，资历比他深，打仗也狠，是那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硬骨头。
可问题也正出在这儿。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
那时候，中央决定重新启用一批离开部队多年的老将。
王建安就是其中之一。
他当年是红四方面军的政委，跟许世友是老搭档，打过不少硬仗，解放山东时更是出了大力。
可几十年过去了，王将军早已离开部队，转入地方工作。
这次突然要回军队，安排起来却出了难题。
各大军区几乎都婉拒了他。
原因听着有些怪，但却是实情：没人敢让他当副职。
一个原因是岗位早就满了，另一个更实际——王建安的资历太高，很多现任司令都是他的老部下。
让老上级给自己当副手，谁都觉得别扭。
原本中央还想过让他去南京军区，许世友那儿。
两人老战友，关系不错。
可王建安坚持不去。
他说得很坦率：太熟了，不好共事，反而碍事。
他不想靠老交情办事，更不愿意让人觉得自己是来“养老”的。
这时候，田维新头疼了。
他是总政副主任，负责干部安排。
眼看人都找遍了，最后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韩先楚身上。
韩那会儿是福州军区司令，脾气直爽，敢挑担子。
可没想到，韩先楚第一反应是拒绝。
“不是我不愿意，”他后来说，“这事太难。”
田维新当时就急了，拍着桌子说：“你不接受，总理要找你谈话。”
话说到这份上了，韩先楚也只能硬着头皮解释。
他不是不尊重王建安，而是福州军区刚刚接收了一位副司令——陈再道。
说起陈再道，那也是个角色。
早年是红四军军长，抗战时在129师386旅任副旅长，解放战争中是二野二纵司令员。1955年授上将，后来调地方工作，直到那年才重新回到部队。
陈再道的资历不比王建安差。
他刚来福州军区，担任副司令。
韩先楚已经是“老部下接老上级”一次了。
再来一位，就不只是人事安排的问题了。
“我不是怕担责任，”韩将军说，“是怕出事。”
福州军区那会儿任务很重，东南沿海压力大。
要是几位将军意见不合，后果很难收拾。
尤其是这些老将，一个个脾气都不小，不是说谁压得住就能压得住的。
田维新听完，还是不松口。
他知道这事不是韩先楚自己能决定的。
没几天，周总理亲自找他谈话。
“只是暂时安排，让老同志适应适应。”总理的话不多，但分量够重。
韩先楚最终点头。
王建安到任那天，气氛反而轻松了不少。
韩先楚亲自接待，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让你来当我的副职，是委屈你了。”
王建安摆摆手，一脸认真：“要不是你接我，我都不知道该去哪儿。”
那天的阳光挺好，福州春天的风也不冷。
他们俩站在军区大院里，谁也没再说什么。
王建安后来在福州军区一直任职副司令，从不争权，从不挑事。
凡是交给他的事，他都干得严丝合缝。
有人说他太低调，他也从不解释。
“干活就行，别的别管。”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更巧的是，不久后，李志民将军也被调来福州，担任政委。
他也是老资格，早年参加平江起义，后来长期做政工，建国后一直在军校系统工作。
那会儿，福州军区一下聚齐了四位上将：韩先楚、王建安、陈再道、李志民。
这种配置，在整个军队系统里都是极其罕见的。
后来几年，福州军区的建设明显提速，边防部署也更加扎实。
几位老将虽然脾气各异，但做事从不含糊，彼此之间也有分寸。
说起来，没有一人是来养老的。
1975年，军委内部有人讨论干部调整，有人提起王建安时说：“他在福州干得最踏实，从来没出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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