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福州的秋雨刚歇，军区机关的灯却彻夜明亮。电话铃声忽然大作，值班员喊来石一宸——北京急电，请他即刻赴京汇报。那一年，石一宸五十二岁，军衔少将，福州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长期主持作战与训练，满脑子还在琢磨东南沿海的防御方案。
抵达首都的第三天，叶剑英元帅与总政负责同志听完汇报，当场告知：总参谋部需要加强领导，准备让他改任副总长。消息来得突然，石一宸愣了几秒，只说了一句：“自己底子薄，恐难胜任。”叶帅笑而未答，让他回去好好想想。
要理解石一宸的迟疑，得向前追溯。1937年，他在山东泰安参加八路军，从区队指挥干到旅作战股股长，随后进入新四军主力。解放战争期间，他历任团参谋主任、师参谋长、团长等职。1949年南京解放时，他还在江北指挥所绘制攻城火力图。新中国成立后，石一宸南下华东军区，接替王德出任作战处长，在张震与张爱萍两位参谋长手下磨炼。那时候，他与地图、坐标、炮曲线打了十余年交道，说话常带一股参谋腔，见人总是“报告”开头。
1960年后，军区合并重组，福建沿海形势骤变。石一宸调福州军区，先当副参谋长兼作战处长，很快升任参谋长，再升副司令。他手里抓着东南前线最要命的几件事：演练登陆反登陆、海防炮阵地重建、民兵哨所通讯。他说：“这儿离海近，风声雨声都是情报。”一句大白话，道尽琐碎辛劳。
1971年，总参高层发生变动，阎仲川副总长被调离，急需熟悉实战的干部补位。石一宸无疑符合要求：履历纯粹，一路在作战指挥线上摸爬滚打。然而他心里明白，总部办公室里的折冲樽俎与前线沙盘完全不同，调任副总长，看似高升，却未必施展得了手脚。当天晚饭后，他对老战友悄声道：“枪膛温度摸惯了，让我去写文件，可真犯难。”
几天后再次面见叶帅。叶帅直言：“总参作战口得有人镇得住，你在军区练了这么多年，完全能挑担子。”石一宸犹豫仍在，叶帅便挥手：“先回去，听从组织决定。”临别前，元帅只补一句：“别耽误太久。”
石一宸回福州，第一时间向司令韩先楚汇报。韩先楚正在作战室看演习录像，听完沉吟半晌，说：“你是军区的半壁江山。”接着拨通北京，对叶帅表示：前沿任务重，石一宸统管作训、人武、地方军工，一旦抽走，衔接困难，请求缓调。“军区离不开他”成了电话里最有分量的理由。
韩先楚的态度不难理解。1970年后，福州军区陆续接防岛屿，新增海空兵种力量，石一宸亲手制定的《沿海岛屿守备条令》刚刚试行。谁来接棒？一时找不到人。老将军向中央请示：“宁可晚一点推进总部干部调整，也不能让一线空档。”
北京最终没有下达调令。石一宸继续留守福州，把阵地加固计划做完，又赶在年底组织了一次大规模海防演习。海风呼啸，炮声震耳，他站在指挥所门口目不转睛，随手在本子上记下炮位偏差数据，眼里仍是那股参谋的细致劲儿。
有人惋惜：错过副总长，仕途或就此停滞。可石一宸似乎从不在意。1975年他对年轻参谋说：“排兵布阵是服务作战，不是为了官职。”一句话不见豪情，却透着倔强。
时间来到1983年，中央考虑高级干部新老交替，再一次点到石一宸。此番调令不去总参，而是军科院顾问，主管全军战史编审。任务看似清闲，却关系史料存真。不少旧战友半开玩笑：“老石，这回没人能把你留下了。”他哈哈一笑：“这活我能干，一支笔比一张地图轻。”
军科院四年间，石一宸主持审核了《东南沿海防御战史》《华东野战军作战概要》等重要手稿。他常对助手说：“历史不能失真，哪怕一处坐标，错了就误人。”1987年离职休养时，桌上还堆着几册未校完的资料，镌刻着“作战处旧档”字样。
回望石一宸的一生，官阶并不耀眼，却始终与作战二字紧密相连。上级两次想把他从一线抽调，第一次因韩先楚的“军区离不开他”而被搁置，第二次则让他把沙场经验写进史册。有人评价：这位鲁籍参谋，把地图摊了四十年，从山间地道画到海岸礁石，最后又归于案头文字，兜转之间，脉络清晰。
不得不说，个人际遇与时代需求相互交错，有人趋利，有人为安，有人则把握分寸。石一宸选择留在前沿，留下的未必是职位，而是一段关键时期的实战积累。当海风继续吹过东南沿海，他当年拟订的守备方案，仍在修订后沿用。历史评价已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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