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一位在硝烟里滚过大半辈子的陆军军长，盯着手里的一份人员花名册，竟没来由地感到一阵心虚。
这位军长叫李水清，身居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高位，妥妥的行政7级。
搁那个年头，行政7级是个什么分量？
这可是副军到正军的硬门槛。
李水清早在1965年之前就坐稳了军长的位置，资历那是没得挑，又是手握“军管”尚方宝剑下来的，按常理推断，到了下边单位，那还不跟钦差大臣似的，腰杆子挺得笔直，说话掷地有声？
可偏偏就是这本花名册，让他心里那点刚冒头的“优越感”，像是被针扎了的气球，呲溜一下全泄没了。
怎么回事？
原来他发现，这地界虽说一把手暂时靠边站了，可这潭水深着呢。
底下那些司局级干部里，简直是卧虎藏龙。
行政7级、8级的人物，一抓一大把。
就拿办公厅主任刘昂来说，那可是曾在总理办公室当过秘书的角色，级别也是行政7级。
论官衔，大家平起平坐；论革命资历，人家也不比你差半分。
这下李水清算是咂摸过味儿来了：这儿的仗，跟前线那是两码事。
你想靠官大一级压死人？
没门。
想靠嗓门大吼一声就让千军万马冲锋？
更是想瞎了心。
这地方叫一机部，那是国家工业的心窝子。
而李水清接到的死命令，就是在这颗心窝子快要停跳的节骨眼上，给它做一场搞不好就要命的“大手术”。
咱们把日历往前翻几个月。
1967年，外面乱成了一锅粥。
为了稳住阵脚，上头拍板让军队进驻地方。
这活儿有个名堂叫“支左”，可落到像李水清这样的带兵人头上，实际上就是两眼一抹黑，全靠摸索。
李水清领到的任务书上写着：去第一机械工业部（一机部）挑大梁。
除此之外，还附带了个更烫手的山芋：把一机部和八机部捏到一块去。
为啥非得合？
这笔账其实挺好算：一机部搞的是机械制造，那是工业的“母鸡”，下蛋用的；八机部以前主要摆弄农业机械。
这两家说白了就是亲兄弟，业务连着筋呢。
在当时那个乱哄哄的当口，把两摊子事并成一摊子，少点内耗，统一号令，就是为了让机器赶紧转起来。
道理谁都懂，可真要动手，脚底下全是雷。
那是啥时候？
地方工作可不像部队里吹哨集合那么利索。
地方上最大的拦路虎就俩字：“派性”。
李水清前脚刚迈进门，后脚就踩进了泥坑。
两大部委的群众组织那是针尖对麦芒，今天吵得脸红脖子粗，明天就能掀桌子，搞不好后天就要动拳脚。
要是换个脾气火爆的愣头青，估计当场就炸了：哪那么多废话，全体解散，重新整编！
可李水清愣是沉住了气。
他使出了一招在当时看来慢得要死、甚至有点“软蛋”的法子：不表态，不拍板，我就看。
这一看，就是整整四个月。
这四个月他闲着了？
非也。
他在搞调查，听汇报，摸底细。
这可不是磨洋工，这是在算一笔精细的“政治账”。
作为一个外来的和尚，在啥都不清楚的情况下瞎念经，下场只有两个：要么被底下人架空当摆设，要么火上浇油把锅砸了。
他得先弄明白，谁是真干活的，谁是起哄架秧子的，这两家打架的死结到底系在哪儿。
四个月一过，底牌摸清了，摊牌的时候也就到了。
怎么合？
当时军管会屋顶都快被吵翻了，摆在李水清案头的，无非就两条路。
路数一：快刀斩乱麻。
以一机部为老大，直接把八机部撤了，连人带铺盖卷全吞了。
这招的好处是痛快，立竿见影。
一机部本来体量就大，大鱼吃小鱼，似乎也没毛病。
可坏处是致命的：八机部的人能干？
这哪是合并，分明是被“灭门”。
在那个人人神经紧绷的年月，这方案一扔出去，八机部那边立马就能炸了营，别说恢复生产了，光是平息内乱就够李水清喝一壶苦水。
路数二：温水煮青蛙。
两边先别动，搞思想工作，等大伙儿气顺了，想通了，再谈合并的事。
这听着挺稳当，挺讲民主。
可李水清一眼就看穿了这招的死穴：太慢！
两边正顶牛呢，靠嘴皮子磨？
那得磨到猴年马月去？
生产线等不起，国家更等不起。
选第一条路是找死，选第二条路是等死。
这就是摆在李水清面前的死局。
在烟雾缭绕中琢磨了无数个晚上，李水清亮出了第三张牌。
这张牌，透着一股老指挥员的狡黠与智慧——咱不搞全线冲锋，咱搞“渗透战术”。
他的法子叫：对口衔接，先合后整，潜移默化。
啥意思呢？
我不宣布撤谁的番号，也不等你们吵完架。
咱们化整为零。
一机部的计划司去找八机部的计划司，财务司去找财务司，生产局对接生产局。
你们不是有派性吗？
我不动你们的大招牌，我把问题拆碎了扔进具体的办公室里。
先把两边干一样活儿的人按在一个屋檐下办公。
日子长了，业务跑顺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脸也就混熟了，到时候再谈机构怎么撤、人怎么编。
这招实在是高。
一来，它避开了“谁吃了谁”的面子雷区，名义上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对口支援”嘛。
二来，它绕开了那些扯皮拉筋的谈判，直接造成既成事实。
后来事实证明，这套路子虽然起步看着有点拖泥带水，没有“一声令下”那么威风凛凛，但它是阻力最小的。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能把两个庞然大物捏在一起没出大乱子，还能把烟囱冒烟的事给办了，这本身就是一种极高超的指挥艺术。
架子搭好了，接下来得填肉，也就是搞定人。
机构合拢了，下一步得“解放干部”，把政策落实下去。
要把那些被斗倒、靠边站的老骨头重新扶起来。
这是一场比机构合并更难啃的“硬骨头”。
因为在翻阅干部档案的时候，李水清心里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原先他琢磨着，自己行政7级，正军级待遇，在地方上怎么着也算个大首长。
甚至心里未必没有一点“老资格”的傲气。
毕竟两部的一把手都趴窝了，剩下的在他想来，应该都是些小鱼小虾。
结果，现实给了他结结实实的一巴掌。
虽说部长级的老人不多了，可下属那些局级单位里，行政7级、8级的干部简直是成群结队。
特别是看到刘昂这种分量的干部——那是见过大场面、在总理身边办过公的人——李水清感到了深深的“局促”。
这种局促，不是自卑，而是一种清醒的认知。
他突然明白，自己面对的不是一群需要从头教怎么走正步的新兵蛋子，而是一群在革命战争和国家建设时期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精英老兵。
这些人懂技术、懂管理、有资历。
他们只是暂时被时代的浑水呛了一口。
如果不把他们当回事，如果还端着军管会首长的臭架子，这队伍根本带不动，车轮子也转不起来。
于是，李水清彻底换了一副面孔。
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军管代表”，而是变成了一个跑前跑后的“后勤部长”。
他把心思全花在了给这些老干部平反、解决困难上，想方设法让他们从“牛棚”里走出来，回到办公桌前。
这里面藏着一个很朴素却极其管用的道理：你敬重了他们的过去，他们才会给你卖命的现在。
随着刘昂等一批老资格干部被“解放”出来，重新掌权，一机部和八机部的合并工作终于从物理上的“凑合”变成了化学上的“融合”。
两大部委的生产秩序开始迅速回血。
如今回过头再看1967年李水清在一机部的这段往事，你会发现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是个军人，他却没用强硬的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是个领导，他却没用行政命令去压服下属。
面对乱成一团的派性斗争，他选了最温和的“对口合并”；面对资历深厚的下属，他收起了“行政7级”的官威。
这看着像是一种妥协，甚至是示弱。
但在那个疯狂的年月，这种“弱”，恰恰是一种最大的清醒。
因为他看透了事情的底色：部队进驻地方，不是为了去当官做老爷的，是为了让国家机器重新轰鸣起来。
为了这个目标，面子也好，级别也罢，那都是可以随时扔掉的身外之物。
这就是那个年代，一位老军人骨子里的决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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