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平壤最后的夏天 初见，在平壤的阳光下
2015年6月，我作为摄影记者随文化交流团抵达平壤。接机的导游李英姬穿着浅蓝色传统长裙，眼眸如大同江水般清澈。她自我介绍时微微低头，发音标准得令人惊讶：“欢迎来到朝鲜，我会尽力让各位感受到我们国家的美好。”
前往酒店的车上，她指着窗外介绍：“那是主体思想塔，象征着我们领袖的伟大思想。”我举起相机时，她却轻轻按住我的手腕：“抱歉，这里不能拍照。”指尖相触的瞬间，我们同时触电般缩回手。
大同江边的秘密
为期十天的行程里，英姬总是保持着恰到好处的专业。直到某个傍晚，我在大同江边拍摄落日，偶然发现她独自坐在石阶上写生。画纸上不是官方规定的壮丽景观，而是纤弱的金达莱在石缝中绽放。
“你会说出去吗？”她紧张地合上素描本。
“为什么要说？这很美。”我坐在她身旁，“就像你，和白天不太一样。”
夜色中，她终于卸下防备。父亲是中文教授，她从小听着《红楼梦》长大，最爱林黛玉葬花词。“可是在这里，”她苦笑，“连伤春悲秋都是奢侈。”
危险的月光
行程倒数第三夜，我在酒店收到她托服务员送来的纸条：“零点，少年宫后门。”
她穿着便装等在阴影里，带我穿过小巷，来到一间旧书店阁楼。满墙都是“违禁品”：李白诗集、中国流行歌曲磁带、甚至还有《泰坦尼克号》海报。
“这是我父亲的秘密书房。”她眼中闪着叛逆的光，“小时候他总说，爱情应该像‘生死契阔，与子成说’。”
我情不自禁握住她的手：“那现在呢？”
“现在？”她泪水滑落，“下个月我要订婚了，对方是贸易省官员的儿子。”
离别前日参观万景台，她突然在金日成故居前高声说：“各位请注意，这里的松树都有五十年树龄。”却在我掌心快速写下：今晚八点，羊角岛江边。
月光下的大同江泛着银波，她扑进我怀里：“带我走！”
“英姬，这是叛国...”
“我知道！可是...”她的吻带着咸涩的泪，“就让我背叛一次自己的人生。”
我们像两个绝望的共犯，在江边分享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吻。她送我一本手抄的《诗经》，扉页写着：“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机场送行时，她恢复成那个无懈可击的导游：“感谢您选择朝鲜旅行，期待再次光临。”却在递交护照时，将一枚金达莱书签塞进我手中。
透过候机厅玻璃，我看见她一直站在原地。手机突然收到陌生号码的短信：“等我能出国那天，你会来接我吗？五年后的今天，丹东口岸。”
我回复“一定”，却收到系统提示：信息发送失败。
迟到的答案
2020年6月，我守在丹东口岸。从清晨到日暮，始终没有那个熟悉的身影。就在准备离开时，一个朝鲜商人塞给我信封。
熟悉的字迹写着：“我当了母亲，儿子叫明哲。丈夫待我很好，请忘记那个不懂事的英姬。但请相信，大同江边的月光，真的照亮过我的生命。”
信封里还有幅素描：月光下，一对男女的剪影站在鸭绿江两岸，中间画着道彩虹。
我望向对岸的新义州，忽然明白：有些爱情，生来就注定要隔着江水相望。但至少我们曾经，在同一个夜晚仰望过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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