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加里·凯茨 译者：杨春丽 郑启宁
德国犹太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是欧洲启蒙运动时备受尊崇的哲人。1783年，他发表长篇演说，抨击过度的阅读和写作。他表达不满，并非因为欧洲人很少阅读，而是阅读太多。他说，欧洲人不愿意登门拜访、面对面交谈，总是抱着书本阅读、互相写信。他们不去当面请教导师，总喜欢守在书房里，埋头阅读：
我们只是靠写作互相教导，仅仅从写作中学会认识自然和人。我们用写作的方式工作、休息、自我教化、自娱自乐，我们写得实在太多。牧师不和会众交谈，他向会众朗读或慷慨激昂地朗诵一篇写好的论文；教授坐在椅子上朗读写好的讲稿。一切都是僵硬的文字，对话的活泼精神已荡然无存。
门德尔松认为，过度阅读和写作产生“许多恶劣的影响”。他说，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相互了解。“文人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Letters），这个接受启蒙的学者圈，没有过去那么热情友好了；学者们不会亲自出面解决分歧，而常常用书信和出版物互相攻击。门德尔松对此颇感失望，在他看来，图书业的发展造就了一个冷漠的世界，人们不再看重交流。简单地说，学者们变成了不会社交的书呆子；他们对印刷品的喜爱，超过了对人的喜爱。“我们是文人，属于学者阶层。我们的全部生命靠文字，几乎无法理解一个有道德的人离开书如何能教育、完善自我。”
门德尔松在他的《耶路撒冷》里发出了这样的悲叹。人们通常认为《耶路撒冷》是一部标志性著作，因为它对宗教持宽容态度。但是，它也代表了启蒙运动历史中一个特殊时刻：启蒙运动的一位元老居然在嗟怨人们的嗜书如命。门德尔松认为，人们缺乏亲密的交谈，整日阅读、写作，连友谊和亲情都受到了影响。“我们用文字表达爱和愠怒，我们争辩，又在文字中和解。我们所有的个人关系都靠通信维持；我们聚在一起时，什么娱乐都不会，我们的玩耍就是朗诵。”门德尔松相信，我们与他人甚至直系亲属相隔绝，我们为追求学问付出的代价是我们的人性。今天有的人看到社交媒体潜在的危险，门德尔松早已先知先觉地将这种危险视为谷登堡印刷机产生的后果。
门德尔松的嗟怨不具有普遍性，但他看到人们无时无处不在阅读，这个基本观察在18世纪司空见惯。曾有一个德国人，在造访巴黎时注意到“每个人，尤其是妇女，口袋里都有一本书。女人、儿童在阅读，工人、学徒在作坊里读书。到了星期天，人们坐在家门口阅读。马车后面的仆人、马车上的车夫、营房里的士兵、执勤的看门人，都在看书”。在格拉菲尼夫人的小说里，印加帝国的公主西莉亚到欧洲后，看到周围处处是书籍，极为震撼。“我发现，书籍之于灵魂，如同太阳之于大地一样重要。”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肯定能理解门德尔松的批评，但是，她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没有哪种娱乐能像阅读这样省钱，没有哪种愉悦能比得上阅读这样持久，”她如此评价道，“阅读有疗愈的作用，能使人内心沉静：书籍即使不能让人愉快，至少可以让不安的心灵恢复宁静。”在18世纪，阅读无处不在，这种现象有目共睹：“‘杂志只为学者量身打造’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现在，每个人都阅读，什么内容都想阅读。”
在门德尔松之后的两百年里，另一个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新兴的阅读群体”。哈贝马斯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1962）产生的影响举足轻重，他扭转了门德尔松的思想，不再对印刷机的发明感到任何遗憾，对欧洲文化历史的分析成果稳固而持久。哈贝马斯认为，中世纪时，国家的公共权威和个体的私人领域之间没有分别。后来，政府逐渐围绕主权观念进行集权控制，早期的现代国家随之开始认可私人领域，这个领域存在于国家权威之外但最终顺从国家权威。这是“公民社会”这个现代概念的开端。哈贝马斯对门德尔松的思想进行了马克思主义阐释，并开始关注资本市场、国际商业以及私有财产观念所起的作用。然而，他也承认，有了读书俱乐部、公共图书馆、共济会会所、城市沙龙、学会、咖啡馆、省级研究院以及其他存在于教会和国家之外的公民机构，中上阶层就通过这些机构建立关系网，形成一个文化圈。所有这些新的机构构成“公共领域”，其特征有三个基本元素：第一，保证公开和公共性，这意味着反对隐秘性；第二，任何话题都接受批评；第三，理性（而不是个人地位或身份）是评判辩论的唯一标准。
依照哈贝马斯（和门德尔松）的理解，公共领域是读者群控制的一种文学文化，而印刷品的广泛流通促使新的虚拟社区的形成。书信体小说在18世纪早期出现，成为流行的小说形式。哈贝马斯认为，这反映了当时公共的文学领域新的价值观。这种小说类型采用私人信件的细节，经出版公之于众，接受公众仔细的审视与深刻的批判。哈贝马斯盛赞塞缪尔·理查森，说他的《帕梅拉》（Pamela）在18世纪40年代唤醒了欧洲公众，极大地改变了读者和作者的角色。“作者、作品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哈贝马斯特别指出，“这些个体在心理上对‘人性’、自我认识和同理心感兴趣，他们相互之间形成了亲密的关系。理查森和他的读者一样为小说人物落泪；作者和读者也变成了‘倾心交谈’的演员。”哈贝马斯也赞扬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说它促进了政治理论和新的公共意见表达方式的结合。
书信体小说和政治论文流行起来，这不是哈贝马斯要表达的观点；他要说的是，各种机构围绕图书发展起来，使参与者活跃起来，互相熟知。“四面八方在私下阅读的个体，形成一个阅读大众，他们在公共场所批判性地思考阅读过的书籍，于是为他们共同推动的启蒙运动作出贡献。《帕梅拉》在文坛上出现两年后，第一座公共图书馆得以建立，读书俱乐部、读书社团和商业性收费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此时，哈贝马斯和门德尔松都说，与往昔相比，18世纪有了更多读者，他们阅读更多书，这些书在文化意义上比往昔更重要。谷登堡在15世纪发明可移动的印刷机，此后，图书一直在流通；可以肯定的是，欧洲早期现代的普通读者拥有《圣经》、宗教小册子、年鉴，这已经很常见。然而，在18世纪以前，大多数人都看不到小说、诗歌以及历史、伦理、科学和政治书籍。门德尔松公开谴责的以及哈贝马斯张开双臂欢迎的，是18世纪的精英阶层刚刚对图书产生的渴望，他们不惜重金购买书籍，有时还为了获得书籍而长途跋涉。虽然普及阅读是19世纪的事情，但是阅读在18世纪已成为流行的社会实践，从此奠定了人人阅读这一习惯的根基。
受权刊发，节选自《书写启蒙：改变欧洲的十二部经典》，[美]加里·凯茨 著，杨春丽 郑启宁 译，译林出版社 2025年11月。
事实上，哈贝马斯赋予“阅读群体”这个概念的核心意义，我们可以在启蒙运动最有名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作品里找到。1783年，柏林的杂志《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提出“何谓启蒙”这个问题，康德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区分了个体的启蒙和大众的启蒙。“然而，大众（Publikum）要自我启蒙，［比个体］更有可能；事实上，只要允许大众自由，他们的启蒙几乎不可避免。”在这个语境中，康德对自由的定义是：有能力批评，即有能力不同意或质疑他人的观点和政府的政策。康德认为，启蒙的大众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团体，它决不盲目顺从或服从。
然而，这种启蒙最需要的是自由，这种自由是所有自由形式中最没有恶意的一种，即在一切事务上都拥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可是，我听到四面八方都有人叫喊：不许争辩！军官说：“不许争辩，只管操练！”税务官说：“不许争辩，只管纳税！”神父说：“不许争辩，只管信奉！”举世只有一位君主（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说过：“随你所愿，尽管争辩吧，随你争论什么，但是必须服从！”……至于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我的理解是：任何人都像学者一样在读者世界这整个大众面前运用自己的理性。
康德接着说，政府雇员不能反对长官的命令，但是，谁都无权阻止他在杂志上发文提倡新政策或新举措。同样，纳税者必须缴税，但是，他有权“公开表达对这些不合理、不公正的税收的看法”。公民必须服从国家，但是，公民有权批评国家的政策；事实上，公民也有这个义务。
有些书籍挑战政府的政策。在18世纪，新兴的读者大众孜孜不倦地阅读这些书。这些书籍确实有助于“公民社会”这个现代概念的诞生。人们最先学会阅读的常常是永不过时的宗教或灵修书籍。但是，在18世纪，世俗书籍所占比例开始超越宗教书籍。有一项研究考察了1750至1780年间法国私人图书馆的500个书目，发现文学、科学、艺术书籍，尤其是历史书籍的数量骤增，而神学书籍数量在下降。从莱比锡书展来看，宗教书籍从1740年的38.5%下降到1800年的13.5%。在苏格兰的小镇哈丁顿的格雷图书馆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趋势：18世纪时，神学书籍的借阅量急剧下降；人们对历史和人物传记的兴趣大幅上升。与此同时，那不勒斯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宗教书籍的销售在18世纪前半个世纪也有所上升，但是在后半叶则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欧洲文化一直拥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启蒙书籍的发行却反映了图书行业日益增长的世俗化。
康德把新兴的阅读群体抽象化，认为他们表现的是“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康德的观点有些理想化，但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欧洲读者读书时具有的批判性态度。直到18世纪晚期（70、80年代），作家才成为名人，读者才成为文学爱好者。此时，读者在讨论书籍时才真正提出批评意见。事实上，他们即使和某位作者有着深刻的意见分歧，也依然会向朋友推荐这本书。读者在赞扬作者时，最重要的不是他们赞成作者的立场，而是作者的优雅文风，吸引人的论证。在伦敦，受封的霍兰第一女男爵卡罗琳·福克斯（Caroline Fox）曾致信自己的妹妹，在谈到伏尔泰的《哲学辞典》（Philosophical Dictionary）时说：“我亲爱的妹妹，这个羸弱的可怜人，一个疾病缠身的濒死之人，居然煞费苦心地打扰幸福的人，可幸福的人在世上只想享受让生活舒适的东西。这太令人震惊了。”“他让我感到恐惧，可是，我又安慰自己。我认为，他比我阅读过的任何作家都更有才华，他能启发读者的想象力，却没有能力影响读者的理解力。”显然，这位霍兰女男爵鄙视伏尔泰的作品，认为伏尔泰对她最珍视的价值观充满敌意。然而，她显然认为伏尔泰的著作值得阅读，而且非常值得和亲朋好友讨论。在她的许多书信里，她并没有呼吁国家审查伏尔泰作品的出版商或采取法律手段。她憎恶伏尔泰的思想，但她并没有用自己贵族的影响力压制这些思想。同样，苏里南的犹太作家大卫·纳西（David Nassy）对伏尔泰的反犹太主义深感遗憾，但是，他很欣赏伏尔泰对宗教宽容思想付出的努力。此外，我们也发现，芬兰的新教牧师安德斯·屈德纽斯（Anders Chydenius）阅读翻译成瑞典语的哲学作品，他对孟德斯鸠做出的反应也具有批判性。同理，伊丽莎白·维西（Elizabeth Vesey）承认雷纳尔是一个“放荡、恣意挥霍的异教徒”，但她依然读完了雷纳尔的《两印哲学政治史》（History of the Two Indies）。维西的朋友恳请她不要再继续阅读这本书：“你查看一些资料后，明明知道无法从这样的书籍里获得可靠的慰藉，为什么还要漫无目的地花时间阅读压根儿不该写出来的东西？但是你说，你这么做，纯粹为了娱乐。这娱乐对你的心灵，甚至对任何人的心灵都是极危险的。”
读者开始具有批判精神。这种现象不只是出现在法国、荷兰、普鲁士、英国，它蔓延到了整个欧洲。当然，在欧洲其他地方表现不太明显。启蒙作品，至少是博学的精英们撰写的启蒙作品，在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和匈牙利也家喻户晓。比如，特兰西瓦尼亚（当时在匈牙利，今天在罗马尼亚）的伊格内修斯·巴蒂亚尼（Ignatius Battyani）伯爵在阿尔巴尤利亚（Alba Iulia）建造了一座大型图书馆，馆藏许多启蒙书籍，其中就有伏尔泰的《查理十二世史》（History of Charles XII）的最早版本。在意大利，图书业已经变得朝气蓬勃，这引起批评家们特别的关注。彼得罗·维里（Pietro Verri）创办的杂志《咖啡馆》（Il Caffè）主要在米兰的咖啡馆里流通。维里在杂志里特别提到，阅读已成为米兰精英文化中无处不在的特征。“也许自人类发明写作以来，此时的公众比以往任何时候读的书都多。”其结果就是作家大受裨益，而且写作标准也大幅抬高，为新作家设了更高的门槛。维里说，大众再也不能忍受写得很差的书籍。作家都知道，著作必须“条理清晰、观点明确、文风优雅”，否则书就会烂在书摊上。维里说道，“文人共和国”在以前一直与世隔绝，依靠恩主资助；而现在，阅读大众正在崛起，“文人共和国”开始享受读者施与的恩惠。
几个世纪以前，面黄肌瘦、不修边幅、貌似人形怪物的学者，与世隔绝，在一盏昏暗的破灯下阅读、研习。如今，书籍不只是供他们使用。装饰极其雅致的房间里有书；在极可爱的女士流露的虚荣里，也有书；只要作者有才华写出书来，就不怕没人阅读。
哈贝马斯定义的这种公共领域扩展到了法国哲人不敢冒险涉足的群体。我们在新斯科舍省的哈利法克斯看到，《新斯科舍周报》（Nova Scotia Gazette）总是用几个版面刊登读者“阿蒂克斯”（Atticus）对门德尔松的作品做出的评价：“在阅读中享受乐趣或获得裨益，以这种方式打发一部分时间，是非常理性的；在这个幸福的年代和国度，阅读是所有阶层只要识字就可以做的一件事，内容和形式也不尽相同。”即使在加拿大东北部这个靠近世界边缘的地方（新斯科舍省在1762年的总人口是8000人），阅读也已经司空见惯，被读书俱乐部和图书馆吸引来的读者络绎不绝。阿蒂克斯特别提到：“无论在城镇还是乡村，图书馆这类公共机构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图书的热爱，同时提供机会让这种热爱得到满足。”有一点值得注意，阿蒂克斯没有提到灵修书籍，而是强调小说如何使读者在享受娱乐和愉悦的同时熏陶了品格。他敦促同胞们，要时常重读“费奈隆、菲尔丁和理查森；毋庸置疑，［他们］当属最优秀的作家，阅读他们的作品不会有不良后果”。阿蒂克斯和门德尔松的看法截然不同，他认为，人世间根本没有过度阅读这回事！阅读，无论以任何形式，在任何地方，都是自我提升的手段。“我敢说，我不相信邪恶的人会喜欢任何类型的阅读，”他写道，“因为阅读始终会把一个邪恶的人变得品德高尚。”
读书的人越多，需要藏书的地方就越多。事实上，在18世纪，目光所及之处，人们都能看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图书馆。在欧洲，富有的贵族和藏书家的私人书斋明显骤增。书房不只是藏书室，它是富丽堂皇的房子里颇为重要的房间。书房是人们在书香中社交的场所；在这里，即使无法证明学识，陈列的知识也是看得见的。在18世纪的爱尔兰和苏格兰，一间炫耀书籍的房间是任何一座豪宅必备的元素。阿盖尔公爵（Duke of Argyll）的藏书数量惊人，超过12100卷，大多存于他在伦敦的宅邸。朋友们来到这里，便称其为“图书馆”。在里昂，皮埃尔·阿达莫利（Pierre Adamoli）收藏了6000多卷书，数量可观；因性别引起争议的法国外交官迪昂骑士（Chevalière d’Eon）背井离乡，在伦敦也收藏了大约6000卷书，对贺拉斯作品的收藏量可能是世界之最。亚当·斯密在早期的职业生涯中为启蒙思想的传播推波助澜，他曾担任格拉斯哥大学的图书管理员，为大学的图书馆订购过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编纂的《百科全书》若干卷。在汉诺威王室，腓特烈大帝的姐姐收藏了4000卷图书，有大卫·休谟、让-雅克·卢梭、伏尔泰和其他作家的启蒙经典著作。欧洲越来越多的贵族向大众开放自己的图书馆。这些贵族的大型图书馆常常配备一位图书管理员，为借书者取书，读者无需走进房子里。
在1750年以前，巴黎至少有15位富有的藏书家拥有藏书超过一万册的图书馆。1709年，这些图书馆得到公众认可，《皇家年历》（Almanach Royal）开始公布名声最显赫的图书馆。与此同时，藏书在100—500册的中型图书馆数量也急剧增长。这些图书馆的主人有男有女。安妮·贝鲁容（Anne Beroujon）认为，女性拥有的图书馆，藏书量和男性掌管的图书馆没有差别。大卫·艾伦（David Allan）说，启蒙运动最具活力的场所“当然就在图书馆”里。图书馆价值上升，人们也开始担忧火灾隐患。
富有藏书家的私人图书馆是社交网络中最吸引人的地方，尤其在乡村，更是如此，因为乡村的书商很少。人们在约定见面之前，常常把读书纳入计划。在18世纪80、90年代，基拉沃克的贵族小姐伊丽莎白·罗斯（Elizabeth Rose）的田产位于苏格兰西北部接近因弗内斯（Inverness）的地方，她藏书大约2000卷。布罗迪姐妹或罗素姐妹拜访她们的朋友罗斯时，这些藏书让她们心神迷醉，她们常常在夏天温暖的下午“喜悦地读书、散步、听音乐、交谈”。罗斯尽管已经拥有极大数量的藏书，她依然千方百计依靠朋友获得更多的书。她给朋友写信说：“请您看看是否可以从阿尔蒂尔［17英里外的一个庄园］借来雷纳尔的《两印哲学政治史》第三卷？我差不多看完了第二卷……您能帮我吗？”
中产阶层的家庭对拥有一定数量的藏书感到颇为自豪。英国有一个家庭，拥有大约60本书，他们会在亲朋好友中传阅洛克、孟德斯鸠和曼德维尔（Mandeville）的经典著作。书籍的需求量十分巨大，以至于成为盗窃目标。1743年，在伦敦西南萨里郡的韦布里奇小镇，托马斯·汤普森（Thomas Thompson）在他简朴的避暑小屋的书房里存放了100多本书。有一天，他回到家，发现小偷在外墙上钻了一个洞，偷走了他所有的书。不久，有人撞见一个名叫汉娜·怀特的小姐正在兜售汤普森的书。此人立刻遭到逮捕，因重大盗窃罪而受审。在这件事发生的若干年之后，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罗伯特·沃森（Robert Watson）教授曾允许调查者撬开大卫·拉姆齐（David Ramsay）这位学生的私人壁橱。他们在壁橱里找到62本书，都是拉姆齐从大学的图书馆里偷出来的，其中有伏尔泰、艾迪生和亚当·斯密的著作。
图书馆在早期的现代欧洲迅猛增长，自我意识鲜明的藏书家文化也在发展。比如，在早些时候，皮埃尔·勒加卢瓦（Pierre Le Gallois）就撰写了《论欧洲最美的图书馆》（Traité des plus belles bibliothèques de l’Europe，1680），向读者介绍路易十六时代法国最美的图书馆。此后，图书馆旅游业迅速兴起，探险者长途跋涉几百英里就为了参观收藏的图书。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弗里德里克·卡尔·戈特洛布·希尔钦（Friedrich Karl Gottlob Hirsching，1762—1800）和阿德尔伯特·布鲁门夏恩（Adalbert Blumenschein，1720—1781）。希尔钦是德国埃尔朗根大学的教授，他在欧洲造访了300多个图书馆，主要位于德语区。布鲁门夏恩是一位牧师，是奥地利一座教堂的图书管理员，这座教堂也是游客参观的一处圣地。布鲁门夏恩大约参观了400个图书馆，并对其他2400多个图书馆做了研究。他整理的图书馆汇编是18世纪欧洲已知的最大型的图书馆目录。希尔钦和布鲁门夏恩参观并描写各种图书馆：既有公共图书馆，也有私人收藏；既有个人书房，也有机构的图书馆。有一次，布鲁门夏恩在维罗纳（位于意大利）造访各处的图书馆，他想进入方济各会修道院的图书馆，遭到断然拒绝。于是，布鲁门夏恩向那位负责图书馆的修士求助。“他用右手支撑着身体，一动也不动。他注视我良久，没有说一句话。最后，他带着轻蔑的神情说，书是他们自己看的，不是给陌生人看的，真的不宜让陌生人进来参观。”这样的行为比较罕见，大多数图书馆都欢迎他参观，他也借此做了大量的记录。
欧洲的城市和城镇建设了流通图书馆和会员图书馆，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阅读的新需求。流通图书馆通常是书商发起的，他们的利润延伸到了租书市场。消费者无需买书，可以按每周、每月或每年支付固定费用租借自己渴望阅读的图书。18世纪80年代，韦茅斯（Weymouth）的书商詹姆斯·洛夫（James Love）把他的图书馆命名为“品味的万神殿”（The Pantheon of Taste）。图书馆从早上六点开放到晚上十点，馆内有100多种报纸和杂志。许多读者都是在这样的流通图书馆里开始认识文学的。“一天的艰辛劳碌之后，我能从睡眠中榨取一点儿时间，阅读这些馆藏的图书。”一位工人阶层的少年在19世纪初如此写道：
我经常在漆黑的冬夜里，在风雨交加中步履蹒跚地走几英里路去借书、还书。我阅读了许多历史著作、人物传记、航海日志、旅行札记，我几乎读遍了自己挚爱的古代戏剧诗人的著作，还有大多数英语经典。我在非常年轻时，就这样积淀了大量的包罗万象的知识。
27岁的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正在巴斯的一座流通图书馆里浏览书籍，这位未来的经济学家此时邂逅了斯密的《国富论》。据说，妇女们在流通图书馆里找新出版的小说。《纪事年鉴》（Annual Register）以揶揄的口吻说：“女性读者从乡间的流通图书馆借阅小说。”《女士杂志》（The Lady’s Magazine）同时也刊登了更细腻的观察：“翻开流通图书馆的畅销书，你会发现书页间散落大量的造型发粉，书页沾染了润发油，封面脱裂。”
18世纪法国的流通图书馆也有发展。在巴黎，人们在有供暖设备的阅览室里看书，里面的书籍不会冒犯教会和国家。在蒙彼利埃，在书商亚伯拉罕·方塔内（Abraham Fontanel）经营的图书馆里，读者很容易就能借阅伏尔泰或卢梭的著作。在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书商克洛德·莫莱（Claude Morlet）于1769年在自己的书店附近开设一个流通图书馆。读者一年只需支付24里弗尔（法国旧币），就可以享用这里的大阅览室，也可以把书借出去几天。到了1772年，莫莱在自己的图书馆里为2000多种书做了广告宣传。然而，皮埃尔·塞利耶（Pierre Cellier）在附近经营的图书馆所做的宣传更广泛；他的经营方式与莫莱相似，宣传的书籍却多达4000种。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Louis Sebastian Mercier）于1782年在他的《巴黎画卷》（Tableau de Paris）中所呈现的历史场面可能有些夸张，但是，也许是事实真相：“有些书产生轰动效应，书商只好把一卷分成三个部分，这样才能满足许多读者的迫切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租书的费用是按每小时而不是按每天支付的。”
在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原本没有经济能力阅读昂贵的书籍，但是，流通图书馆让一批读者享受了书商提供的服务。比如，尽管雷纳尔的《两印哲学政治史》是禁书，在普瓦捷书商让·弗朗索瓦·谢弗里耶（Jean François Chevrier）建立的图书馆里，读者可以借阅此书。流通图书馆的经营者有时认为自己不只是在做租赁生意，他们还是实实在在的教育者。“我可以说，我用这座图书馆为读者的知识积累做了贡献。”格勒诺布尔的一位书商在谈起自己的流动图书馆时说道。他坚持认为，“由于我的努力”，有能力的人变得更博学，妇女和商人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一场普遍的革命已经发生，我的流通图书馆影响了各个阶层。”这位书商说。年轻人已经学会尽早酝酿拓展思想的方式；士兵受了更好的教育，改善了言行举止。“简言之，我已经为文人的培养尽了力。”
如果说流通图书馆使书商扮演了世俗牧师的角色，那么，会员图书馆则是自我提升的好地方。会员图书馆是志趣相投之人成立的非营利机构，他们成立选书委员会，支付会费购买图书。他们制定购书规则，妥善安置图书。有些会员图书馆随着时间流逝，收藏的图书越来越多，另外一些则迅速出售不再感兴趣的图书。这些图书馆还会从欧洲扩展到美洲殖民地——1731年在费城成立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图书公司就是美洲最早的会员图书馆。许多读者都是在会员图书馆第一次遇到启蒙书籍的，而且这些书通常都是图书馆最受欢迎的借阅书目。在1773至1784年间的布里斯托图书馆，尽管《论法的精神》只借出15次，休谟、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却被人们翻得破旧不堪；雷纳尔神父的《两印哲学政治史》借出173次，受欢迎程度在这座图书馆里名列第五。同样，在1796至1799年间的威格敦图书馆，雷纳尔的书借阅了21次；在1774至1789年间哈丁顿的格 雷图书馆，雷纳尔的著作借阅了65次。这两个图书馆地处偏僻，在苏格兰的乡村。启蒙运动不仅体现在会员图书馆里，它也是吸引赞助者的一块磁石。
利物浦的会员图书馆具有最典型的组织方式。这座图书馆成立于18世纪中叶，主要成员是成功的专业人士，还有教师和牧师。图书馆在1750年前后有140位会员，到了1760年有300位会员，1770年发展到400位会员。严格的规则由所有会员投票决定，而投票在图书馆的监管之下进行。图书馆的领导层设定每年会费是5先令，入会费是1几尼（等于21先令），到了18世纪末，又将入会费提升到5几尼。会员每一年选取16人组成董事会；董事会有效地监管图书馆的运作。董事会在每月第二个星期二开会，决定要向伦敦的书商购置的图书；他们还聘请图书馆馆长。图书馆每年订购的书目从1760年的304种逐渐上升到1800年的8000种。会员一次借出一本书，也可以提出购书建议。从1777年11月到1778年12月，在会员建议购置的267种图书中，图书馆购置了172种，延迟购置了29种，拒绝了66种。董事会成员讨论图书的筛选，他们的讨论可能有争议，也会激发会员的抗议。比如，1793年，图书馆在购置休谟的《论文集》（首版于1741年）时突然遭到反对，这也许可以说明，法国激进的雅各宾主义严重玷污了怀疑论者的名声。
利物浦图书馆图书筛选协会这个案例说明，图书馆不只是图书的储藏室，或者说，其主要功能不是图书储藏室。确切地说，图书馆这样的场所已经融入社会，成为批判性讨论的重要场所。从这个视角看，图书馆往往和读书俱乐部、辩论协会在角色和功能上互为交叠。比如，脂粉文学社（the Powder Literary Society）是由13位女子成立的读书俱乐部，她们在牧师指导下一起阅读历史、政治、传记和旅行作品。她们每年都来到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个小村庄特里格尼（Tregony），在这里的女王之首餐馆（Queen’s Head）相聚，举办一次特别的宴会。在同一时期的苏格兰，15岁的男孩乔治·桑迪（George Sandy）和几个朋友成立了一个读书俱乐部。他们设立了一个小型美术馆兼博物馆，展出他们在树林里收集的昆虫和小动物标本。他们凑钱，千方百计建立了一个以旅行文学为主，收藏了34本图书的图书室。据记载，诺里奇（Norwich）的羊毛商詹姆斯·史密斯在1762至1795年间一共阅读了650本书，其中250本是从当地的会员图书馆借阅的。启蒙运动历史的研究一直关注巴黎的作家，却忽视了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读者团体。然而，这些团体构成了伏尔泰、孟德斯鸠、休谟、理查森、格拉菲尼夫人、卢梭、雷纳尔、狄德罗和斯密渴望去接触的阅读大众。
流通图书馆和会员图书馆主要吸引普通的专业人士，因此，牧师、教师、商人和律师是重要的读者。然而，也有一些有名的图书馆吸引工人阶层的读者。1762年在苏格兰西海岸成立的埃尔图书馆协会（The Ayr Library Society）有103位会员，其中有一个面包师、一个做橱柜的木工、一个制革工、一个钟表匠。苏格兰哈丁顿的格雷图书馆对这个城镇的所有公民开放，从图书馆借书的有“酿酒工、鞋匠、钟表匠以及做手套的工人”。工人阶层的会员图书馆最早出现于18世纪40年代中期的苏格兰乡村。在这里，利德希尔斯矿工协会（Leadhills Mining Society）成立时有23位会员，他们许诺“为了我们互相提升而购买一批藏书”。附近的旺洛克黑德（Wanlockhead）在1756年也为矿工建设了一个类似的图书馆，规定不许购买戏剧和小说，这说明官方有人担心小说和戏剧可能无法带来道德的提升。到了18世纪末，这种服务于工人阶层的图书馆和读书俱乐部在苏格兰遍地开花。
有一座新成立的工人阶层的会员图书馆深深地打动了苏格兰的法律学教授、社会理论家、《对等级差别的观察》（Observations on the Distinction of Ranks，1771）的作者约翰·米勒（John Millar）。1796年，米勒的马车坏了，他只好在矿区的一个工人家里借宿。幸运的是，这个工人是他所在公司的读书协会的会员，近期在家里阅读一部多愁善感的长篇小说。于是，这位工人和他的客人谈起这个读书协会，讨论它的规章制度和益处，以及他此前从图书馆借阅的其他图书。这个男人对学习的执着精神，令米勒深感钦佩。米勒在给报纸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直接把这种精神与政治改革联系起来：
一个民族十分之九的人口从真正意义上构成所谓“国民”（the Nation）。这种新秩序使人更多地考虑构成国民的大多数个体的幸福而不是考虑国家的荣耀。因此，对这个群体的人进行启蒙，扩大个体幸福的圈子，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对社会履行了重要使命。
会员图书馆是教育大众的一股强大的力量，但是产生的结果并非总是皆大欢喜。罗伯特·里德尔（Robert Riddell）是拉纳克郡（Lanarkshire）一位声名显赫的地主。他说服自己的租户和乡村的邻居成立一个读书俱乐部；俱乐部资金丰厚，图书管理员夸耀说，图书室很快就能为所有工作中的男人和女人带来“值得称赞的单纯的娱乐”，甚至可能“使他们在理性上得到提升而更有尊严”。然而，应当从爱丁堡购置宗教作品还是世俗的小说？很遗憾，读书俱乐部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因此分崩离析。
阅读群体也影响了欧洲大陆。在文化水平很低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依然大行其道，但是，在马德里以及整个西班牙帝国也有30多个活跃的读书俱乐部。怀抱改革理想的领袖编辑的报纸在西班牙人中间传阅。18世纪70年代成立的皇家经济协会（Real Sociedad Economica）为整个西班牙世界树立了一个典范。文职人员和大学教授以谨慎的态度认可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和雷纳尔的思想。
在18世纪后半叶，德意志各个邦国的图书馆和读书俱乐部数量增长，这样的机构到1790年已接近200个。例如，波恩的一个读书俱乐部在1787至1799年间就有172个成员，会员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有一位会员宣称，俱乐部的宗旨是“我们群策群力，促进启蒙运动的推广，并为人所接受”。有专门的研究证实，德意志这些读书俱乐部经常阅读孟德斯鸠、休谟、卢梭、斯密和雷纳尔的著作。丹·埃德尔斯坦（Dan Edelstein）曾证实说：“最重要的是，在启蒙运动时期，人们仿佛都意识到自己就生活在启蒙时代。”
节选自《书写启蒙：改变欧洲的十二部经典》第一章“启蒙运动时期的读者”，本文原题“读者和他们的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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