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不再是关于人类自由本质的肯定叙述，而是关于人的受制性、历史性、矛盾性的一种批判性思考。
原文 ：《阿多诺“人学”的范式转向》
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孙亮
图片 |网络
一般来讲，“人学”研究是人文学科的“元理论”，比如，以往我们常听到“哲学是人学”“文学是人学”等，此种“人学”蕴含了对人拥有的某些规范性要素。这类看法从一定层面说也是当今人工智能时代为人进行辩护的理由。其中存在着“肯定的人学”理解方式，这是一种对人类自由、本质、潜能予以积极肯定的理论范式或哲学看法。在启蒙时代及其后的哲学研究中，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支持“肯定的人学”。他们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理性、自由意志和自我决定来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在这一框架下，人的本质被看作自由的、理性的、自主的，具有改变世界的能力。
作为思想史坐标系中的转折性人物，阿多诺对“人学”的理解实现了新的范式转向。他试图剖析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困境，质疑了西方传统政治哲学“人是自由”的理念，深刻地剖析了人被解构的过程，旨在揭示“人”这一概念在历史哲学和现代社会双重维度下所遭遇的深刻危机。
“人”的概念面临挑战
首先，从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来说，出现了从“主体”到“载体”的转变。阿多诺从根本上挑战了启蒙运动以来将人视为自主、理性主体的传统观念。在他看来，现代意义上拥有自我意识和反思能力的“个体”，并非永恒的存在，而是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社会兴起过程中的历史产物。然而，这一范畴正走向消亡。因为，在日益密集的社会网络、经济与行政集中化的过程中，个体逐渐被降格为单纯的功能“载体”。无论是普通劳动者还是身居高位者，其所体现的仅仅是其所承担的职能。企业家依据财务报表做决策，部长处理文件，个人的自由被压缩为仅具有“自我保存的能力”。因此，传统哲学中作为意义中心和世界建构者的“主体”已然瓦解。阿多诺在奥斯维辛之后断言，“自主主体”的概念被现实所瓦解，换句话说，如果自由与自主依然具有实质内容，奥斯维辛根本不可能发生。奥斯维辛在这里显然象征着整个体制。正因为奥斯维辛的发生成为可能，肯定性的意识便沦为一种空洞的自作主张，一种无法正视恐怖现实的意识，从而使恐怖得以延续。
其次，从主体的心理层面的变化角度来说，从外在的“支配”转变为内在的“自我麻木”。在阿多诺看来，传统的社会统治依赖于外在的强制力和压制手段，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方式则更为隐蔽和微妙，即通过个体内心的自我调整和自我适应，个体在心理上将社会强加的压制性要求内化，并将其视为自我发展的需求。具体来说，现代个体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塑造下主动对自己的行为、态度和思想进行调适，将外部压迫转化为个人自我追求的一部分，这种自我优化的过程成为个体内心的主导动力。这种内化的社会支配机制，不仅导致个体对自由的冷漠和对社会现实的顺从适应，还引发了犬儒主义，这种心态的蔓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固化和不变，使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机制得以维持。
对人的理解的历史辩证法追问
在《历史与自由》中，阿多诺通过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批判，给予了人的自由的可能性。“当历史哲学试图展示某种‘超越事实本身’的内容时，它其实在形式上就已经预设了‘意义’这一概念。”在阿多诺看来，这一“意义”常常掩盖了事实的复杂性、历史的多元性，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的矛盾和不公。他警惕任何形式的历史哲学将历史简化为某种理想化的意义或目的，认为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误读，也可能为现有社会秩序的压迫提供理论支持。所以，“我的目标仅仅是讨论一个非常具体的历史问题——即普遍（Allgemeinem）或一般趋势（Allgemeiner Tendenz）与特殊（Besonderem），也就是与个别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设法找到一种恰当的距离：既不能完全陷入对历史的总体建构中，也不能把自己完全交付给那些自身在概念上已经很成问题的‘事实’的崇拜之中。”
基于普遍历史趋势与个体存在之间的张力，阿多诺揭示了两个致命的悖论。一是牺牲品的逻辑，传统历史哲学（尤其是黑格尔主义）的“原罪”在于，它将历史的宏大趋势（普遍性）置于个体（特殊性）之上。个体的苦难和毁灭被视为“世界精神”实现自身的必要代价。这种思维是对真实痛苦的漠视和对权力压制的美化。当然，这一点在空间的现代性呈现中也很明显，“只要你稍微去国外旅行一下，你就能注意到机场设施的高度统一性，与之相比，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反而显得几乎有些‘时代错乱’或‘服装戏剧般’的感觉”。二是自然史的围城逻辑，历史凝固为“第二自然”，也就是“自然历史”，即社会历史像一套自然规律一样盲目、客观，且不可抗拒。人被困在自己创造的社会关系中，这套关系反而成为一种支配人的、神话般的强制性力量。历史由此成为“持续的自然史”。“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包括各种制度，都会相对于人类而获得独立地位，变成一种第二自然。基于这种错误推理，人们便提出了人性永恒不变的观点。”所以，他将对人的理解转变为“第二自然”批判，对“第二自然”形成机制的分析便是其一贯的“同一性”批判的延伸，所以，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那种交换原则的同一性才成为其讨论的重点。
人的可能性：在“否定”中寻找希望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阿多诺的“否定的人学”是悲观的呢？当然不是。一贯受到阿多诺思想影响的霍洛威写了《无希望时代的希望》（
Hope in Hopeless Times），这一书名最能体现阿多诺的观念：在同一性日趋泛化的时代，依然需要坚定地持守打开人的解放可能性的希望。这就需要坚持扛起人的自由就是对同一性的打破的旗帜。自由不是历史进步的目的地，而是对“自然史”同一性的打断。它意味着人类可以抵抗那种维系自身的、盲目的社会进程。这种抵抗好比面对一个夯实的围城，阿多诺始终希望找到走出这一围城的裂缝，这对于当下资本主导的关系塑形中人的存在来说，尤其艰难。
对此，当个体实践之路被堵塞时，人所能采取的姿态是批判性的、反向性的抵抗。这是一种“世俗化的、能动的忧郁”，它拒绝接受“现存即合理”，而希望追寻无限的可能性，并认为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是现实可行的。故而，人类在历史的废墟和文明的碎片中，始终需要搜寻真理的微光，以及过另一种可能性生活的坚守。
当然，阿多诺所憧憬的人的理想状态，不是一种将所有差异吞没的总体性和谐，而是一种“被和解的非同一性”状态。在那里，差异和个性无需牺牲自身，就能在和解中共存。这指向了一种超越当前对抗性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总之，在阿多诺看来，人是黑格尔式历史哲学的牺牲品，也是社会总体性展开的共谋者，也就说，既是同一性压制的对象，又是同一性生成的参与者。所以，他所追问的“历史与自由”的关系，最终落脚于一个根本性问题：在一个系统性消解个体性的世界里，“人”还能否以及如何作为“人”而存在？他的回答是，唯有通过不妥协的否定性，拒绝认同既存的同一性支配，坚守作为“非同一性”的自我无法被整合的痛苦与特殊性，并投身于“非同一性”的生成。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86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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