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春天，红军在岷江上游一带遭遇大雪封山。
部队正在筹粮，有人提出去找“那个说藏话的老太太”，说她认识路，也信得过。
走了几十里山路，找到她的时候，老人的头发已经花白，披着件旧氆氇，脚上穿的是自己缝的草鞋，正蹲在屋檐下生火。
她听说是红军来了，没说一句废话，放下火钳，站起身擦了擦手，说：“我去。”
她就是后来被叫做“红军老妈妈”的杨金莲。
那会儿她已经60岁了。
那不是个普通的60岁。
她是藏族人，原名板登卓，出生在1875年，是清光绪元年。
她出生的地方叫懋功屯务厅，今天叫四川小金县，但那时候，它是清廷直接管辖的重镇，因为这里曾经是大小金川的核心地带，乾隆年间打了几十年的仗才稳住。
她小时候是农奴，家里没地没牛，靠给地主放羊过活。
没读过书，也不识字。
成家以后，丈夫是个从川南来的汉族人，姓姜，在藏区做点小生意，后来落户在木龙乡王家寨。
两人拉扯着几个孩子，日子虽然紧巴，但总算安稳。
可惜好景不长，1928年，丈夫病死了。
家里的积蓄全花在治病上，地也被地主收回，一家人一下子没着落了。
那年，她才刚过五十岁。
一个叫唐洪山的老朋友看她可怜，把她接到了理番县朴头。
她带着孩子们搬了过去。
唐洪山是个丧妻的汉人，后来两人结了婚。
她把小儿子唐志泉的姓也改了，算是认了这门亲。
可谁知道，命运又开了个玩笑。
1935年，红四方面军进驻川西北，开始在松潘、茂县一带建立根据地。
唐洪山成了当地苏维埃机构的基层干部，负责筹粮。
可就在一次出门送粮时，被地主武装伏击，牺牲了。
那年，杨金莲已经60岁。
她第二次守寡，家里又一无所有。
正是这个时候，大女儿姜秀英回来了。
她原本被送去做童养媳，因为受不了虐待跑了出来，最后被红军救下。
那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岁。
后来，她在红军里当了翻译，成了正式战士。
听说继父出事了，她请假回家，一面是想看看母亲，一面是想劝母亲带着弟弟妹妹一起参加红军。
她说：“妈，现在是跟着红军才有活路。”
那时候家里正是最难的时候，杨金莲没犹豫。
她说：“我跟你们走。”
就这样，一个60岁的藏族寡妇，带着两个女儿、两个儿子，走进了红军的队伍。
一家五口，全都参了军。
这事儿在红军里不常见。
更不常见的是，她年纪最大。
比起董必武、林伯渠那些“老同志”，她还要年长几岁。
她的小女儿姜萍，那时候才14岁。
小儿子唐志泉12岁。
大儿子姜德成在外地做马夫，母亲给他捎信叫回来。
他也没说什么，背起包就走。
一家人被分到不同部队当翻译。
因为通藏语，这在当时太重要了。
可长征路不是说走就走那么简单。
雪山上的风像刀子一样，草地里走一天不见人烟。
两个儿子都在途中失联了。
姜德成走到雪山时腿冻伤，自己知道拖累了部队，就主动留下来疗伤。
可伤太重，一年都没好，只好回了朴头老家，等到解放后才找回家人。
唐志泉更惨，在一次侦察任务中失踪，从此再没消息。
杨金莲和两个女儿坚持走到了陕北。
她那时候已经走不动了，组织上安排她做后勤，去了总供给部。
蔡畅给她起了个汉名，叫“杨金莲”。
从此她就一直用这个名字。
后来她随机关转战山西、河北，直到新中国成立。
那时候她已经七十多岁，组织上让她离休。
她就一直住在北京，跟着女儿姜秀英生活。
姜秀英身上有个细节，很多人都记得。
长征途中她脚趾骨折，医疗条件太差，她怕拖累部队，自己用斧头砍掉断趾。
然后用柴灰止血，咬牙坚持走完了草地。
这个细节，没有人夸张。
因为她自己后来在档案馆工作时，说过这件事，也只是淡淡一句：“那时候没法子。”
新中国成立后，她在中直机关工作，做供应、做档案，一直干到副处级离休。1997年在北京去世，84岁。
她在延安做缝纫工、干后勤、当护士，后来到了吉林，又随军南下到武汉，经历剿匪、抗美援朝，干的都是供给和医护的活。
她在47军供给部工作时，野战医院有位日籍护士长，把孩子托付给她。
那孩子叫傅建军，姜萍收养了，一辈子当亲生女儿带。
1972年中日建交，姜萍曾劝她回日本找亲人。
傅建军说：“我妈只有一个，就是你。”
傅建军后来也参军入党，结婚生子，一直在部队工作。
她说过一句话：“我姓傅，但我骨子里是个姜家人。”
姜萍的丈夫傅家佑是解放军大校，曾担任武汉军区后勤部职务。1955年授衔，后来因为觉得年纪大，推掉了更高的职务。
他们一家一直定居武汉。
2014年，姜萍去世，享年94岁。
那天，傅建军站在母亲的遗像前，没说什么，只是鞠了三个躬，转身走了出去。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她“老妈妈”。
参考资料：
王友平，《杨金莲：红军长征中年龄最长的女英雄》，中国军网，2021年
岳云刚、王小芳，《红心向党——一家五口的长征》，《巴蜀史志》，2021年第4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实录》，人民出版社，2006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35—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