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天，南京长江边有一艘船，没人知道它是哪天停在那儿的，也没人知道它为什么一直没走。
船不大，船舱里空荡荡的，只有甲板上掉落的一只布鞋，看起来像是有人慌忙中遗落的。
后来有人说，那本来是一艘调来疏散难民的民船，结果一直没接到命令。
就这么停着，一直到南京城陷落。
说起来，这个细节有些讽刺。
人们都说南京人没跑，其实不是不想跑，是跑不了。
那会儿，能走的都走了，留下来的，大多是走不起的。
南京在当时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城市建设搞得不错，工商业也挺繁荣。
可是真正过得滋润的，是那些掌权的和有钱的。
普通百姓呢？大多靠打零工、摆摊、做小手艺维持生活。
像下关码头边的搬运工，一个月也就三块银元，碰上淡季连饭都吃不饱。
当时的战争是从北边打下来的。
七七事变以后，局势一下子紧张起来。
到了8月，上海那边爆发淞沪会战，南京开始感到危险了。
可奇怪的是，城里却一点不慌。
街上到处是“保卫首都”“共存亡”的标语，广播里天天放军歌，报纸也不登坏消息。
老百姓哪知道，官员们早就安排好了后路。
国民政府其实在10月就开始转移机关和高层家属了。
这些人悄悄坐上火车、轮船，往后方去了。
重庆、武汉，甚至昆明，都是那时候先布的点。
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些信息就是个谜。
从官方口径来看，南京还“坚如磐石”。
直到11月中旬，上海战事失败的消息传过来，南京一下子炸了锅。
人们这才知道，敌人不只是可能来，而是马上就要来了。
那段时间，下关码头挤满了人。
有人拎着包袱，有人拉着孩子，有人甚至背着老人。
可船票已经涨疯了。
一张轮船票从三块涨到十五块，后来黑市上甚至喊到三十块银元。
更要命的是，想上轮船，还得先花钱租只小船划到江心。
因为大船不靠岸，怕被挤坏了。
这时候很多人就只能干瞪眼。
像城南那位姓陈的老师，卖了家里所有能卖的，只够三张船票的钱。
等他赶到码头，票已经没了。
有人告诉他：“黑市上还有，不过得三十块一张。”他摇头苦笑：“卖血也凑不齐了。”后来，他和家人都没走成。
政府确实在11月底下达了撤离通知，可已经太晚了。
交通工具早被征用，汽车、民船、火车头，能调的都调走了。
剩下的几辆公交车，早让人砸烂了抢走轮胎。
火车也不是没人管，而是票都被人买光了。
甚至传出消息，说有高官用黄金买整节车厢，只带家人和随从。
说实话，那时候城里人是真的乱了。
有的人拼命往江边跑，有的人躲进教堂、工厂，希望日军会放过这些“中立地带”。
也有人干脆待在家里，关上门窗听天由命。
一位当年在江边捡柴的老人，后来回忆：“那几天，江上天天飘死人。
有人用木筏逃命，结果木头裂了，掉江里淹死了。”他说话的时候眼神发直，像是还能看到那些画面。
南京到芜湖的那条公路，全是尸体。
逃到半路被炸死的、被打死的，甚至饿死的。
有人说：“路边的树都被人砍光了，连皮都剥来吃了。”
还有人躲在安全区，以为有外国人就安全了。
可日军进城后，根本不认这些界限。
德国牧师拉贝设的安全区里，日军也进来抓人。
有人藏在地窖里，一躲就是三天，不敢出声，连水都不敢喝。
后来出来一看，邻居家全死了。
事后整理遗体的工作人员发现，有的尸体穿着睡衣，有的还抱着孩子。
更让人心酸的是，有个小女孩手里还攥着一张旧报纸，上面印着“保卫首都”的大字。
城破那天，南京广播电台还在播放音乐。
有人记得最后一首是《送别》。
然后信号断了，再也没响起。
后来有人问，那些没能逃出来的人，为什么不早点跑？可问题是，去哪儿？怎么跑？花得起钱吗？有地方接收吗？这不是一句“早点准备”就能解决的事。
有个细节很扎心。1938年春，武汉接收了一批从南京逃出来的难民。
登记表上，很多人写的职业是“教师”“工匠”“职员”。
可到后来，他们只能靠捡废品、卖苦力维生。
因为家没了，证件没了，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再后来，南京街头有人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冤魂镇”。
没人知道是谁立的。
碑脚边放着几件破衣服，据说是那年冬天留下的。
参考资料：
张纯如，《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大屠杀档案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余戈，《重读抗战家书》，中信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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