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的一天，北京东城区的一处老宅，天还没亮，屋里静得出奇。
那天早上，家人发现63岁的于立群在自己的房间里上吊身亡。
没有留下遗书，也没有提前征兆。
只是她的房门从里面反锁着，床头的台灯还亮着，桌上摊着几页信纸，旁边是一捆整理了一半的书信。
直到那一刻，没人知道她已经压抑了多少年。
说起来，这事儿如果从40年前说起，或许就能看得清一点。
1937年秋天，淞沪战事正紧。
前线炮声隆隆，后方也没闲着，很多文艺界人士奔赴战区，给士兵们鼓劲儿。
那时候，21岁的女演员于立群也在其中。
她是上海滩有名的明星，演技好，长得也出挑，眼神干净，声音温柔。
就在一次慰问演出后，她认识了郭沫若。
那会儿郭沫若已经46岁了，刚从日本回国，身上还挂着国民政府中将军衔。
穿军装，戴军帽，一开口就是文言文、古诗词，活脱脱一个“戎马书生”。
于立群说不清是被他的气质吸引，还是被那种“国家民族”的大义感动。
总之，两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第二年，他们结婚了。
婚礼不算盛大，但来的人不少。
照片上两人并肩而立，于立群穿旗袍，低头念誓词，眼神里是满满的憧憬。
她知道郭沫若在四川老家还有一个结发妻子张琼华，但她也知道，那是旧式包办婚姻。
郭沫若对她说：“她不过是家里的‘保姆’。”她信了。
可这只是她人生里第一个“相信”。
再往后，日子一天天过去。
于立群生了六个孩子，照顾老人，打理家事，还给丈夫当秘书。
郭沫若写文章、搞研究，她就查资料、抄手稿。
她怀着孩子挺着肚子给他端茶递水，夜里起夜给孩子喂奶后，还得帮他翻资料。
她不觉得累。
她说：“他忙国家大事，我能帮一点是一点。”
她的第二个“相信”，是觉得自己是郭沫若最爱的女人。
可谁知道，1948年，忽然来了个日本老太太，带着几个半大小孩，非说自己是郭沫若的妻子，还拿出了结婚证明。
那人叫佐藤富子，郭沫若给她取的中国名字叫“安娜”。
更让人说不出话的是，她和郭沫若在日本生活了21年，生了5个孩子。1937年，郭沫若说要“回国参加抗战”，一走了之。
安娜等了他11年，直到在报纸上看到郭沫若的文章，才知道他还活着。
她千里迢迢带着孩子来找他，结果郭沫若没见她。
让人把她安排在别的地方住着。
就这样，从此再没联系。
那天安娜见到于立群，说得很平静：“我只是想让孩子见见他们的父亲。”
但孩子们的情绪就没那么简单了。
尤其是那个次子，当着记者的面说：“他是家庭罪人。”
这句话，后来也被郭沫若和于立群的孩子重复过。
其实，那时候的于立群已经知道——她不是郭沫若唯一的妻子，也不是他感情生活的终点。
可她还是留下了。
她想，安娜是战争年代的过去，张琼华是旧社会的影子，只有她，是陪他走到今天的那个人。
可她不知道的还有更多。
1978年郭沫若去世。
国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各界人士悼念他的一生。
他的遗体覆盖着国旗，灵堂前摆满了花圈。
而那时的于立群，开始整理他的遗物。
她把一叠叠信件、一页页手稿按时间归类。
就在这过程中，她发现了那一封封落款写着“立忱”的信。
是她的亲姐姐，于立忱。
那时候她愣住了。
她没想到，郭沫若竟然和自己的姐姐有过一段感情。
更没想到的是——那段感情持续了三年，还出了人命。
姐姐当年被《大公报》派驻日本，认识了郭沫若。
两人谈恋爱那会儿，于立群还在读中学。
等她知道这事时，姐姐已经过世多年，只留下了一句遗书：“无能为力矣。”
那封信里提到，姐姐怀过郭沫若的孩子，后来被劝说去堕胎。
郭沫若答应她会离婚，但一直没做到。
她一个人回国，精神崩溃，最终自缢而亡，年仅25岁。
于立群抱着那封信坐了一夜。
她想起姐姐小时候为了她的学费，冒着大雪去街上写对联。
那时候她冻得手都抬不起来，还坚持写完几百副春联。
她还记得姐姐在家里总是最沉稳的那个，安慰母亲、照顾弟弟们，连她第一次去上海拍戏，都是姐姐陪她去的。
她这一辈子追随的男人，竟然是姐姐当年为之绝望的那个。
那以后，于立群性情大变。
她开始变得沉默，不愿出门。
有时候盯着墙上的全家福一看就是一下午。
她的两个儿子早年病逝，打击已经够大了。
现在，她连姐姐的死都要重新理解一遍。
1979年2月，她选择了和姐姐一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她没留字条，只在信纸边缘画了一道红线。
有人说，那是她姐姐喜欢用的符号。
也有人说，那是她给自己和姐姐画上的“同归线”。
参考资料：
许寿裳，《郭沫若评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
林非，《郭沫若大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张曼菱主编，《郭沫若与时代》，三联书店，2001年。
安娜·佐藤，《我的中国丈夫郭沫若》，日本讲谈社，1979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郭沫若年谱长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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