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戴笠接到通知，蒋介石有紧急事情要见自己的时候，这位在老蒋手中号称是头号特工的大特务头子也知道这一次估计又有人把校长气的够呛，这一次也又有人要受到自己的毒手了。果不其然，当蒋介石见到戴笠之后，相当严厉的嘱咐戴笠要他找稳妥的人处理掉一直和自己作对的史量才。
丧钟为谁而鸣
1934年11月13日下午，沪杭公路海宁翁家埠段非常突兀地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子弹击中了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声名远扬的报业大亨史量才。
史量才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九一八东北事变之后矛盾变得更加尖锐。
史量才主持的《申报》连续发表了《国人乎速猛醒奋起》《抗日救国运动中军人之责任》等文章，笔锋毫不留情地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
《申报》最为历史悠久的全国性媒体，它的言论从温和转向激烈，文章毫不避讳地直指国民党“忍辱负重，暂时屈服”是“一片谎言”，揭露其“共赴国难”的承诺如同“放烟幕弹”。
更重要的是，史良才强烈谴责蒋政府钳制舆论、绞杀进步言论的做法。史量才的这些行为虽然在民间引起了巨大波澜，但是在蒋介石这里却成为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杀心难抑
蒋介石对史量才的杀意并非一时冲动。根据曾任军统局第一处处长鲍志鸿的回忆，蒋介石最初想要采纳杜月笙的建议，准备起用而非杀掉史量才。
杜月笙当时曾经对蒋介石劝说道，对史量才这样有影响的人，杀掉不如起用，如果在上海干掉他，在国内外影响都不好。蒋介石是一个要面子而且非常注重国际影响的人，所以杜月笙的这个建议一度让蒋介石动摇，他甚至通知戴笠暂停行动。
但是这场本可避免的暗杀，却因一个偶然因素最终得以执行。负责在杭州指挥行动的赵龙文患有严重神经衰弱，他每天只是上午办公，下午概不办公，这就导致导致戴笠传达的暂停行动电令被积压在译电室并没有被及时看到。而也正是这个荒唐的延误，最终将史良才推向了死亡。
为理想而献身
1934年11月，当史良才因胃病在杭州秋水山庄休养时，特务已经密切监控着他的行踪。特务们来到杭州，买通史家女佣，获取了史良才的行踪、汽车牌号、返沪日期等关键信息。特务们准备了两个车牌照，一个是仿制的京字72号，另一个是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准备周全后他们就在史量才返沪的沪杭公路海宁翁家埠段设下埋伏。
那天下午，史良才的绿色防弹汽车行驶到翁家埠附近时，一辆敞篷别克汽车横在路中。六名枪手从车旁扑出，手持驳壳枪对着史良才的汽车猛烈射击。
这第一枪就打爆了防弹汽车的轮胎，前排的司机黄锦才和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当场丧命。
慌乱之中，史量才跳下车向后逃跑，躲进附近一所茅屋，又觉不安全，便从后门穿出，躲进了边上一口已经干涸的小水塘里。三名特务追了上来，向史量才头部连开两枪，两枪之下，这位报业巨子当场气绝，终年54岁。
这一案件发生后，蒋介石政府故作姿态，要求浙江省主席鲁涤平“严缉凶犯，负责根究为要”。但背地里，却发给行动特务五千元进行犒赏。
与此同时，政府压迫《申报》停出“自由谈”副刊和《申报月刊》，并迫使《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与《申报》脱离，独立经营。
史良才之死在当时成为一桩悬案，真凶始终未被缉拿归案。直到解放后，通过诸多当事人的回忆和史学家考证，才清楚指出杀害史量才的是国民党特务，而隐藏在幕后的正是蒋介石。
史良才经常叮嘱《申报》同事们：“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他为维护人格、报格、国格而牺牲，亲身演绎了一曲“百万读者”对抗“百万大军”的慷慨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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