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北京中南海某办公室，一封特殊的联名信摆在了中央首长的案头。
信上落款的是安子文、刘澜涛、薄一波、杨献珍等一干开国元勋。
他们联名写信，请求寻找“代号OX”，他是谁？为何找到后享受18级待遇？
牢门之内
1931年的北平，草岚子胡同十九号，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关押着大量被捕的中共秘密党员和进步人士。
牛宝正原是山东无棣的庄稼汉，因战乱失业辗转北平，靠朋友推荐进了这所监狱做狱警，后来因“做事勤快、不惹事”升为看守班长。
草岚子监狱囚的不止盗贼匪徒，而是一群极其特别的“犯人”：他们不哭不闹，不喊冤叫屈，反而每日在昏暗的牢房里高声朗诵、集体学习。
有一次，牛宝正路过审讯室，亲眼看到一个犯人被打得浑身是血、脸上都是鞭痕，却始终一言不发，眼神直视特务，毫无畏惧。
那一刻，他站在门口，久久没有动，真正让牛宝正踏出那一步的，是一封来自老家的信。
那天，他在办公室拆开了一封来自山东的家信，是母亲托人带来的，说自己重病缠身，老屋破败无医可治，盼儿归省。
牛宝正看完信，坐在椅子上整整一个时辰，泪水早已打湿了信纸，他想回家，想寄钱，但自己薪资微薄，写信也不会，只能干着急。
犹豫再三，他走到牢房门前，轻轻敲了杨献珍的门：“杨先生，我听说您识字，能不能帮我写封回家的信？”
杨献珍愣了一下，随即点头：“当然可以，您说，我写。”
牛宝正蹲在门口，手里攥着湿漉漉的信纸，低声诉说母亲的病情与自己“寄不上钱”的愧疚。
杨献珍一边记录，一边不动声色地观察眼前这个面容黝黑、眼神真挚的中年人。
他从牛宝正的口述中，看见了一位平凡儿子最质朴的孝心。
信写完后，杨献珍沉默了一下，从床下掏出一个小布包，递上去：“这里有我省下的十块银元，你拿去给母亲治病吧。”
牛宝正连连摆手，嘴唇颤抖：“不行不行，你们都在受苦，我怎么能。”
杨献珍却道：“也算我尽一份心吧，牛班长，我再有个不情之请，要是方便，下次能不能给我们带几张旧报纸、几本小册子？看书也解解闷。”
牛宝正愣了下，终究点了点头，从那以后，他就成了那个偷偷为牢中送书的人。
他假借探亲之名，在东四十条的旧书摊上搜集《大众日报》《世界知识》等进步刊物，用饭盒夹带进牢房。
他还会借着探监日“维持秩序”的名义，让党组织外的联系人与犯人私下接头。
他甚至主动学习识字，偷偷向杨献珍请教“马列主义”四字怎么写。
一次，国民党密令将18位“重点犯”突击审查，他连夜告知杨献珍等人，使狱中组织得以提前布局，集体绝食反制，迫使敌人放弃行动。
狱中党员给他取了个代号，“OX”，这个从英文“牛”的发音而来的称呼，既是暗号，也是对他身份的确认。
秘密传递
1932年的草岚子监狱，戒备愈发森严，北平特务机关已将这里作为“反革命改造”的试点，增派特务、升级审讯、限制探视，连每一碗饭都要经过检查。
正是在这样的高压之下，一条隐秘的信息通道却悄然运作着，牛宝正，就是这条秘密战线的“第一联络人”。
他用最普通的方式做最危险的事。他知道哪位押送兵疏于巡查，哪间牢房角落能藏信纸。
他知道哪一天特务头子要来突击审讯，也知道哪个被关押的“重点犯”被转移到了哪间暗牢。
每一个信息，他都要伪装成闲谈或顺口提及，精准送入牢内，而狱中的同志们，则用暗藏于牙刷柄、被褥缝或饭盒夹层的方式接收。
有一次，党组织计划让一位重要联络人假扮亲属前来探监，却被临时更改日程的敌方侦破。
牛宝正得知后，冒险溜出值班室，在探监厅前拦下那位“亲属”，故意大声呵斥：“你是不是来错时间了？昨天你不是才来看过？”
那名同志心领神会，低头应道：“哎，是我搞错了。”
然后悄然离开，避过了一次可能的全线暴露。
还有一次，杨献珍腹泻严重，被关进了单人禁闭室，身边无书、无信、无同伴。
牛宝正利用“送药”为名，在药瓶底部贴上一页小纸条：“大家都好，不用担心。”
短短九字，让狱中党组织稳定了内部，也让杨献珍强撑着活了下来。
牛宝正最惊险的一次行动，是参与“草岚子集体脱狱”计划的外围布置。
1933年初，中共北方局秘密决议：组织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外应的越狱行动，目标是营救草岚子监狱内的61名被捕党员。
这61人中，包括了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薄一波，牛宝正成了策应的“钥匙”。
他用自己在班长室的权限，偷偷改动值班表，把夜间巡查交替时间延迟五分钟。
他找借口让监区门口的守卫调岗，把不易控制的老哨换成新人，他悄悄在地砖下埋下一把“备用钥匙”，位置只告诉了负责带队的狱中负责人。
最终，越狱计划顺利实施，但牛宝正却因此遭到了怀疑。
断联十四年
1936年底，敌方已经察觉到某种异常气息，一批看守人员遭到秘密审查，牛宝正在名单之列。
在随后的审讯中，他被吊打、灌辣、电刑轮番上阵，但他一口咬定，自己不过是个“老实看守”。
特务百般威逼，始终问不出半句实情，他被关进小黑屋，关了整整三个月，骨瘦如柴，左耳失聪，胸口留下了烧烙的疤痕。
直到北平局势动荡，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他才逃出了北平，被护送回到山东老家。
回到老家后，他在一个小村落落脚，种地、养牛、帮人补锅，日子过得寡淡而宁静，但也从此与中共党组织失联。
他从未向任何人提及北平草岚子的一段往事，那段被烈火烧灼过的记忆，被他埋进黄土地下。
直到1950年春天，安子文与刘澜涛、薄一波、杨献珍几位曾被牛宝正救过性命的老战友，联名向组织递交了一份请求。
请中央批准调查“代号OX”的真实身份，若尚在人世，务必接回北京安排妥善待遇；若已牺牲，请为其正名立碑，表彰功绩。
组织批准调查，机要人员翻遍当年的审讯记录、监狱岗哨名单、探监登记簿，一张张排查，一页页比对，终于在一份1932年草岚子监狱警务值勤表上，找到了牛宝正的名字。
调查组随即奔赴山东，当他们抵达牛宝正所在的村庄，递上联名信时，他颤颤地问：“杨献珍先生，还在？”
调查员哽咽：“他在北京，正等您回去。”
那一刻，这个沉默十四年的老人，终于放下干草，重重地叹了口气。
英雄终得其名
1950年暮春，北京，国务院第二会议厅，一位身着旧布褂的老人缓缓走入长廊。
走廊尽头坐着四位等候多时的老人，安子文、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
他们在沉默中起身，一句轻轻的问候打破寂静：“老牛，你还记得我们吗？”
牛宝正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眼眶泛红，他一手搭上杨献珍的肩，另一手却一直攥着那封联名信，那封写着“代号OX必须找到”的信。
随后，组织安排他担任新成立的北京市看守所教育组“预审顾问”，这是对他“原监狱背景”的彻底澄清，更是一种象征性的肯定。
在这里，他不再是当年的看守，也不是受审的囚犯，而是“改革教育第一课”的讲解人。
牛宝正住进了草岚子监区附设的干部楼，墙上挂着一张旧照片，是他年轻时穿着狱警制服的模样。
国家为他授予“人民功臣”荣誉称号，待遇定为18级，按干部标准享受疗养和补助。
他的事迹被送往新华社、人民日报，准备做“感动中国”的专题，可他一一谢绝。
直到临终前，他仍坚持每日在监区转两圈，有时还坐下来教新人写“保外就医申请”“家属联系函”等最基础的文书。
他用一生完成了从狱警到“信仰接力者”的轮回，也证明了：英雄从不只属于战场，忠义不必喧嚣，草根亦能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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