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9日，下午还不到五点。沈阳开往齐齐哈尔的列车上，窗外就是大地冰封，车厢里却已经弥漫着一股说不清的躁动。张老太年过七十，走路慢吞吞，穿着打补丁的棉袄，一瘸一拐地在过道里蹭过去。也许她只想坐得舒服一点，谁会想到这平平无奇的一刻，竟成了全车人的心口刺。
日军列车员粟野重吉，一身公务气派，脾气大得不像话。张老太跟他撞了一下，根本没打算惹事。粟野却像炸了锅似的，照着老太太胸口狠狠踹了一脚。车厢里的每个人都听见那“咔擦”的声音，低头假装没看见。但没人敢出声？血从老太太嘴角溢出来，染红了她的裹脚布；两旁的中国乘客，紧紧握住拳头，掌心一圈细密的白痕，除了自己，谁也顾不上。
可是没人知道，刀是怎么冒出来的。有人回忆，那一刻仿佛时间停住了。只看见两个姑娘突然站起来，一个旗袍褶皱间露出一线亮光，瞬间插进了粟野的后腰；另一个动作更快——锈刀从裹脚布里滑出来，直扎进肩膀。车厢里的空气凝固了，呼吸都变重。粟野重吉还没反应过来，刀光接连刺下，三十多刀，是不是有点过头？37刀落下后，粟野已经死得干净。
日本士兵愣了足足两秒，才意识到面前的凶手是两个旗袍姑娘，一个拿着沾血的裹脚布，一个旗袍袖口还残留着蜀锦的光泽。她们是谁？文敬一，23岁，海龙县的小学教员；安荣卿，21岁，沈阳绸缎庄的大小姐。三小时前，她们只是商量着去哈尔滨找抗联，袖口里的刀还没取出来，没想到计划硬生生地提前。
文敬一那晚一直在磨刀，屋外是厚厚的雪，不见人影。祖父留下的清兵刀锈斑处处，她慢慢把刀磨得像新的一样，还用手指去碰那刀锋，一点都不怕割破。她自己教的小学，年纪不算大，批改学生的作文，有时还会笑。可“要做挺直的人”批注还没干透，日军已经踏进了教室。她的学生都还在，哭喊的叫声藏不住。文敬一想救人，但枪托砸了她一头，跌坐在地，手心立马渗血。
她把家里为买药攒的钱递给保长，声音有些哆嗦。保长笑得很难看，拿着钱不动声色——其实，他没打算救她的学生。文敬一自知没戏，于是那晚，她把祖父的刀缠在自己百折不挠的畸形小脚上。裹足十六年，只剩下寸步难行；但此刻，她脚下裹着杀机。
沈阳的安荣卿，这一天情绪也不算太好。老家绸缎庄被抢，她摔烂了案台上的镜子。那件红木匣里的蜀锦嫁衣，三天前还能换三根金条，现在全是破碎的布条。日军进门抢货时，她父亲拼死争抢，结果被日本兵踹倒，吐血跪在地上。安荣卿只记得血流到嫁衣上的画面，心头烧成灰。父亲病倒后，临终托给她一把波斯刀，刀柄上刻着“安家传女”。
安荣卿把《女诫》烧掉了，通宵坐在嫁衣前不合眼。第二天梳头，她索性把珍珠波斯刀插进发髻里。没人会预料，这把刀在之后那场命案里一刀见血。
两人不是第一次做并肩战斗的事。女子师范读书时，她们就在煤油灯下翻着《阿Q正传》，有时会顺嘴调侃：“毕业赠语就写宁为玉碎好了！”话是开玩笑，可后来真就成了。新闻里日军捷报，文敬一一脸不屑，钢笔直接扎破了纸面。那时候，她们演《花木兰》，碰肘就是“动手”的暗号。没想到车厢里同样的暗号，一转身就成了杀人的信号。
第一刀其实没扎到要害，安荣卿的手因为紧张，刀卡在粟野肋骨里。文敬一这才补刀，两人配合得有点手忙脚乱。粟野重吉拔枪却来不及，锈刀直接下去，头颅中刀。文敬一事后还自嘲，说杀人比改作业还紧张。两姑娘染血的旗袍在车厢中晃了一下，众人目瞪口呆。安荣卿扶起老太太：“看着吧！日本兵并没有三头六臂！”什么都不怕，似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公主岭的监狱并不好过。两姑娘被关进潮冷的水泥地里，皮肉开裂，鞭打和辣椒水不停。安荣卿脸被打烂，还笑着对日本士兵讥讽：“想使什么手段都来吧！姑奶奶不怕！”谁也没有示弱。文敬一被呛得连气都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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