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慈恩塔下十七人”，选自陆三强主编：《树新义室学记：黄永年的生平与学术》，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页，题作“我的自述”。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我是江苏江阴人，一九二五年十月出生，一九五〇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统一分配至上海交通大学任教，一九五六年随迁校来西安，一九七八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一九八二年晋升为教授。曾任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中国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等。
我童年循例在常州上幼稚园、小学，并无所谓家学渊源。引导我进入学术之门的，是抗战初在沦陷了的常州地摊上买到的吕诚之（思勉）先生所著《经子解题》。接着在武进县立初中读书时找些古书自己看，学作文言文也过了关。高中上了不到半年的苏州中学沪校，二年级时考入设在常州郊区不属敌伪管辖的苏州中学常州分校，又有幸听了吕诚之师讲授的国文、本国史，以及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等于上了一次大学。同时，从诚之师处得知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购读后深信三皇五帝、夏禹治水之非史实，并由此学得了精密的考证方法。接着又认识了与诚之师同编《古史辨》第七册的童丕绳（书业）先生。抗战胜利后又认识了顾颉刚先生，成为他们的学生。至于研究唐代文史，则在放弃了胜利前中央大学南京部分的学籍重新考入复旦大学之后，其时买到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使我跳出了以人之忠奸贤愚来论史的窠臼。但我又不盲目崇拜权威，在当时发表的文章里，就有对陈先生《狐臭与胡臭》做商榷的。新中国成立后所写毕业论文讲唐代河北藩镇，也否定陈先生以昭武九姓胡为安禄山主力之说。
一九五〇年我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服从统一分配至上海交通大学任政治课助教。一九五六年升为讲师，随迁校来西安。第二年因反对学生闹事，主张深入群众化解矛盾反被错划为右派。一九六二年安排在校图书馆工作并摘帽。这时想，人活着总得干点有益的事情。不许阿Q革命就重理旧业，写了研究唐两税法和考释常田、部田的文章，尽管明知无发表之可能。
一九七八年九月调入陕西师范大学。一九七九年元月右派旧案平反改正。一九八一年任副教授，一九八二年任教授。工作单位先在历史系，继在唐史研究所。一九八三年学校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任副所长，一九八七年任所长，现已退休。此外，一九八三年教育部成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任委员，一九九二年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今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一九九四年受聘为《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委员、《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顾问，二〇〇〇年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二〇〇四年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二〇〇五年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转入了顺境，就得把失去的时光补回来，把教学和科研赶上去。教学上，自一九七九年起我招收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硕士生，一九八二年起又奉部命招收历史文献学硕士生，先后开设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简介、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旧唐书》研究、《太平广记》研究、吴梅村诗研究、隋唐史专题（政治部分）、隋唐史专题（经济文化部分）等课程。这些课程和学问都不是当年哪位老师直接传授的，而是凭多年自学而自行建立体系的。其中撰成教材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有《唐史史料学》《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史部要籍概述》《子部要籍概述》以及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的《古文献学四讲》。
科研上，前十年把重点放在唐代政治史上，研究玄武门之变、武周政权及其影响、宦官与禁军、肃代朝政局、泾师之变、二王八司马政局、元和后期党争。弄清楚这些无非是权力之争，而并非如通常所说庶族士族之争。近十年则转移到唐以前的北齐、北周到隋这一段，弄清楚北周实较北齐落后而被视为夷狄，周之灭齐惟恃府兵之强实为落后吞灭先进，但府兵缘隋开皇时“垦田籍帐，一与民同”而失去战斗力，文武合一之关陇集团在隋至唐初亦不复存在。其中仍多有与陈寅恪先生旧说立异同之处。至于古典文学方面，则写过《“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正义》《〈长恨歌〉新解》等文字，并发现了仅存的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点校了《西游证道书》并考知《西游记》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考知《西洋记》金碧峰的本来面目。
以上这些成果都已写成论文公之于世。其中唐代部分包括前此讲河北藩镇、安禄山和两税法的已由执教美国的友人汪荣祖教授代为编集成《唐代史事考释》，一九九八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我又重编了一册包括齐周隋唐及其他文字的自选集《文史探微》，由中华书局于二〇〇〇年版行，同年上海书店出版社还出版了我的《树新义室笔谈》，则是将论文改写成的学术笔记。二〇〇一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学苑零拾》，则多是论文以外的零星篇章。又编订了《文史存稿》，由三秦出版社于二〇〇四年出版，还撰写了一部题为《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的专著，把我研究的我国中古史事从理论上做了一次总结，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于二〇〇四年出版。
我的成就只有如上这一些，实不够资格谈什么治学格言。一定要说，只有之前讲过的“人活着总得干点有益的事情”，而过于在名和利上计较实无多大意义。再是研究历史主要得把史实弄清楚，在此基础上能找出点规律性的东西自更好，而哗众取宠或卖弄求荣者终将经受不起时间的考验。
（此文写于二〇〇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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