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总说，历史就像草原上吹的风，平时没啥动静，可一刮起来，连草皮都能掀起来，1911年那阵风刮到外蒙古，库伦城里那些穿绸缎的王公们压根没料到，十年里头，他们换了三次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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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垮了那会儿，外蒙古还留着大清的痕迹，王公们年年照旧给朝廷递文书，寺庙里的活佛也还念着乾隆赏的经书，辛亥革命一来，就像剪断了根线，北京新立的民国政府拿不出军饷，驻蒙的兵就撑不住了，王公们眼看着俄国人往边境运毛瑟枪，心里的主意就慢慢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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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北洋军闯进库伦，蒙古骑兵子弹还没打光就举手了，街边铺子挂的俄国商号招牌，比中华民国的蓝底白字还多，本地人心里明白，西伯利亚大铁路拉来的布，比关内便宜三成，说俄语比说官话好使。

真正让局势翻过来的是1921年冬天，苏俄红军带着乔巴山冲进库伦王宫，把最后一位亲清的王公从龙椅上拽下来，这人后来成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头儿，年轻时在恰克图给人当俄语翻译，给俄国商队带过路，新政权一立，街上的路牌慢慢换成了西里尔字母，学校开始教列宁的东西，草原上原来的那达慕大会，也多了一件事，挂斯大林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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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过几张旧地图，1945年重庆谈判桌上那张《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复印件最显眼，毛泽东签字的时候心里清楚，外蒙古独立这一条是块硬骨头，可为了换苏联撑腰打内战，也只能认了，笔一落，草原上最后一所教蒙汉双语的学校，就改成了俄文班。

这些年总有人讲历史该翻篇了，可草原上的老人记得真切，他们见过穿马褂的清朝驻藏大臣，听过北洋政府那铜制电报机的咔嗒声，摸过苏联拖拉机的方向盘，东西换了一拨又一拨，像他们赶的羊群，总得跟着水草走，谁也说不准下个季节会在哪儿落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