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东海气温骤降，海风裹着盐分拍打登陆舰的钢板。就在这片水域，陆海空三军联合演习的指挥席里，一位花白头发的上将端坐其间。望着屏幕上的坐标线，他轻声道：“时间到了，开始。”话音落下，海面舰炮齐鸣，岸滩装甲车呼啸推进——这场当年规格最高的实兵演练由固辉统筹，他已在南京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度过第五个年头。
战区演习的烟火并非固辉军旅生涯的起点。时间拨回到1947年8月，华北平原正值酷暑，19岁的固辉穿过齐腰的玉米地，向解放军驻地报到。几个月后，他成了连队文书。一次夜袭，敌人意外合围，他抱着装满作战命令的公文包跟随部队突围，连棉衣都顾不上穿。战士集合时，他只剩下一条短裤，上级看在眼里，默默记住了这个年轻人的坚守。
辽沈、平津鏖战不断，1949年夏天，部队转入豫西伏牛山剿匪。固辉兼任文化教员，白天追缴土匪，夜里还得筹备墙报。第三天凌晨密林冷枪响起，他左脚被击穿。班长惊呼：“你的脚！”固辉摇头：“先干完活。”随手用绑腿缠住伤口继续搜山。事后，被评为三等乙级战伤。
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尚未散尽，1950年10月朝鲜战场硝烟再起。固辉跨过鸭绿江，亲历一至四次战役。铁原防御战中，美军炮火突然改点，他判断是逃敌泄密，当即建议调整作息与补给线路，险局得解。那年，他被调任团作训参谋，指挥所就三个人值班，他常常连轴转三四天。同僚回忆：“他写电报像用机器印，嗒嗒几分钟就能发走一份精准坐标。”
六十年代，固辉已从团长升到师长。训练场上，他最反感花架子。一次合成营示范演练有人弄虚作假，他当场叫停：“撤回重来，数据必须按标准重测。”面子挂不住的营长低头无语，却再没人敢敷衍。1976年10月，他领衔军事专家组出访友邦，亲手把解放军的成建制训练方案搬到热带密林。两年后归国未及休整，又奉命率部赴边境完成一次实际出动；火线归来，部队被评为“战备先进团体”。
进入八十年代，中国军队体制大调整。1985年，固辉由军长调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那年机关搬迁要“人走家搬”，妻子一度打算等住房落实再动身，他坚决不同意，搬家公司当晚就把家具装车。警卫员曾两次把新式肩章别错位置，他在军区《前卫报》刊登公开检讨：“条令面前没有特殊，错了就是错了。”同行震动，这张报纸后来被军校当作作风教材。
1988年9月，58岁的固辉迎来中将军衔。勋表刚别上胸口，他关掉庆功宴的音乐，让办公室腾出一墙空位挂作战地图。两年后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肩头的责任更重。他把“军魂”二字写满练功房墙，要求昼夜分段考核。有人私下议论高压太紧，他只回一句：“真打起来，仗不会照顾你心情。”
1994年，他晋升上将，64岁。授衔仪式结束当晚，固辉仍在会议室核对次年合成旅编制。那时军区有单位在征兵中私自多招十余人，美其名曰“指标宽裕”。材料递到他桌上，他批示：调查、整改，超编人员全部退回。半个月后，处理意见再次上报，他发现仍留了三人，坚持退人并责令补写检讨。值班秘书悄声问：“司令，何必如此较真？”固辉抬头：“制度松一寸，战斗力就退一尺。”
固辉对自己也毫不放松。白天公文堆成山，他晚上伏案读《战争论》《孙子》还有毛主席的作战正误。眼睛熬红了，他就走廊里快步十分钟，然后回来接着看。老友曾感慨：“他只要在屋里，书桌灯就亮着。”这种自我逼迫伴随他到退出现役。
2000年春天，固辉在南京军区司令员任上圆满卸任，六年内组织各类演习二十余次，修订条令、训练大纲数十份。离别座谈会上，一名年轻参谋起立敬礼：“请首长留句话。”他笑着提笔写下“军魂”二字，解释为：“纪律是骨，血性是魂，二者缺一不可。”字迹苍劲，落款仍旧署着军衔——上将。台下掌声很长，却没有告别的煽情，更多是一种无声的默契：严于律己的将领把最硬的钢刻进了部队血脉。
再之后，固辉偶尔参加书法展，每逢索墨均写那两个熟悉的大字。旁人觉得单调，他却坚持：“写字如练兵，重复到极致就是功夫。”这份倔强，也许正是他一路从短裤少年走到战区主官、经历授衔到上将的内在逻辑。
六十余载军旅，固辉的故事说不完。有人总结为三个词：忠诚、严格、学习。听上去普通，落到实践却不易。尤其在和平年代，保持打仗标准的意志更显珍贵。固辉不重个人光环，他更在乎“部队能不能打”。这一念头贯穿他的全部决定，也支撑他写尽千遍“军魂”仍不觉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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