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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表演没几个人记得了，但一个回答，被记住了很久。
1930年左右，巴黎，某家剧院里灯光昏暗，空气里混着香水、酒精，还有一点点烟草的味道。
那是一场标准的法式脱衣舞表演。
观众席上坐着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东方男人，神情不动，只是时不时轻轻点头。
他就是许世英，那时候是清朝末科进士，民国要员，正在欧洲考察司法制度。
演出结束后，有记者凑上来问他：“许大人，您觉得这场表演怎么样？”
他抬头看了记者一眼，笑了笑，说：“这倒是种不错的娱乐，说不定还能帮贵国增加点人口。”
这话一出口，周围人先是一愣，然后哄堂大笑。
可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一个轻松场合。
那年头出访西方的中国官员，哪个不是战战兢兢？怕说错话，怕丢了面子，更怕被拿来当“东方奇观”。
可许世英没有。
他既没装腔作势，也没一脸不屑，更没有回避问题。
他用一句不长不短的话，既保住了身份，也赢得了尊重。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得从头说起。
许世英生在1873年，安徽人。
家里虽不算大富大贵，但读书的传统很重。8岁进私塾，传说过目不忘，能把《四书》倒着背出来。18岁考中秀才，25岁中了进士，分到刑部做事。
那会儿的刑部，基本是清朝的“最高法院”。
许世英在那儿干得不赖，后来被派去浙江当审判官，专门研究律法。
他不是那种只会背书的人，办案细致，说话有理，对上也压得住。
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他跟着慈禧太后一路逃到西安。
那时候没人想管案子，可他硬是把积压的几千起案子，一个个清出来。
半年出4000多件案子，平均每天20多起。
放现在都算“高效能公务员”。
不过真正让他“出圈”的，是1910年那次出国考察。
那年清政府筹备司法改革，正赶上美国举办“万国监狱大会”。
许世英被选中，带着考察团去了美国、德国、法国、俄国等九个国家。
他一路看，一路记，回国后写了厚厚几本报告，后来成为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依据。
也是在这趟考察中，出了那场“脱衣舞事件”。
说实话，没人知道他是不是主动去的，也可能是东道主安排的“文化参观”。
但那句回答确实是他自己说的。
语气轻松，内容却不轻浮。
既没否定也没迎合，恰到好处地表达了立场。
这种分寸感，不是一天能练出来的。
这事儿传回国内后，有人说他“太西化”，也有人说“有风度”。
可更多人记住的，是他在国外的谈吐和应对方式。
他回国没多久，清朝就完了。
可许世英没被时代淘汰。
他在北洋政府做过司法总长、大理院院长，在孙中山那儿也当过高官，还当过安徽省省长。
他不是哪个派系的人，说白了，谁要搞司法改革，谁就找他。
1936年，他被任命为驻日大使。
那会儿中日关系已经很紧张了。
他去东京，见到日本首相广田弘毅，说了一句话：“强权可以逞一时之凶，但公理才能永垂不朽。”这话用中文说没什么，可他是当着日本媒体的面、用日语说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一爆发，他第一时间从东京召开记者会，劝日本“悬崖勒马”。
当然没什么用，但他还是做了。
他还拒绝了伪政权的邀请，骂劝他的人是“汉奸”。
他晚年很少公开露面。
有人说他在上海，有人说他回了安徽。
具体在哪儿，没人说得清。
但有件事是真的：他从来没接受过日本人的“好意”。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也不是公开场合，是在一次内部会议上。
他说：“做官要懂法，做人要有骨。”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他的一生，横跨清朝、民国，经历过帝制、共和，也见证了中日交恶。
他不是最有名的外交官，也不是最激进的改革者，但他总在关键时刻，说了该说的话，做了该做的事。
参考资料：
李新、孙思白、朱信泉、赵利栋、严如平、宗志文、熊尚厚、娄献阁主编，《中华民国史人物传 第七卷》，中华书局，2011年。
《安徽百科全书》编委会编，《安徽百科全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清末出使各国考察档案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
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通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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