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初冬的北大未名湖畔，寒风凛冽。勤工俭学的毛泽东推着一辆小车，里面全是刚从图书馆搬出的旧书和报刊。身旁的学生笑他辛苦，他却只回了一句：“书多点好，路远心不累。”这一幕常被同学们当趣谈，可真要追溯缘由，还得回到十多年前的韶山冲。
1902年，13岁的毛泽东第一次踏进南岸私塾。照例从《三字经》起步，他却更在意书里那一个个陌生又精彩的世界。白天放牛，夜里点松油灯，一卷《资治通鉴》能看得昏天黑地。私塾先生原想训斥这孩子“贪玩”，细问功课，才发现他背得滚瓜烂熟，只能暗暗称奇。
父亲毛顺生可没这么客气。家里欠过债，好不容易靠挑盐做小买卖攒下几亩田，他指望长子帮着算账扩营生。读书，在他眼里不过是“花架子”。1906年冬收时，父子第一次正面冲突。晒谷坪上，毛泽东抱着木板刻印的《古文观止》，听都没听见父亲叫唤。火气腾的一下就冒了——“鬼迷心窍！”一句狠话扔出，竹竿也挥了过去。少年愣住，随手把书揣进衣襟，抄起扁担挑肥料，一声不吭地直挑到天黑。
争执并没停。第二年春耕，父亲让他连挑二十担粪水。毛泽东半天就干完，又跑到古坟头看书。父亲追来，仍旧那句“鬼迷心窍！”毛泽东憋了一口气，放下担子只说两句：“担挑完了。书还得看。”短短十字，倔强得惊人。对话不多，却改变了家里分工。父亲见儿子干活利索，只得默认：农活干完，剩下的时间随他去。
韶山的书毕竟有限。听说三十里外棠佳阁藏书多，毛泽东天不亮就背草包上路。夏日正午，他汗透衣衫走进书楼，主人没想到一个乡下娃能背出《孟子》段落，当即放开书柜任他挑选。往返四年，不算路程，光翻读的书就摞成小山。自此，他接触到《苏报》案、《新民丛报》等新思潮，也第一次知道“共和”“民族自强”这些词。
1909年，东山高等小学堂招生。毛顺生因打官司损失惨重，想让儿子“争点气面”，终于松口。长沙城的报馆、书摊、演说让16岁的毛泽东看花了眼。康梁文章、章太炎檄文、新军纪程，他统统抄在小册子里。半年后再回家，他已决心“求学救国”，与父亲的分歧愈发明显，但冲突却少了——因为他能把账算得明明白白，还教父亲使用阿拉伯数字做流水账，生意反而更清爽。
1913年，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开学。毛泽东以第一名入学。导师杨昌济评价他“勤学如饥渴”。夜里熄灯，他把被窝搭成小帐篷，点蜡烛继续读。学校树多，他常抱书蹲在树杈里背诵，学生打趣叫他“树上先生”。杨昌济只是叮嘱一句：“注意火烛。”再无多言。
时间线很快推进到新文化运动最炽热的1918年。北大图书馆里，李大钊需要一个助理整理报刊。毛泽东来了。每天清点报纸时，他顺手剪报，分类贴到笔记本里：世界大势、俄国革命、国内民生……多年以后，那几本夹着发黄胶水味的剪报册，成了他研究社会运动的底本。
1927年至1934年井冈山及中央苏区时期，他背包里最重的不是弹药，而是一部《列宁选集》抄本和几册土地问题资料。红军战士调侃：“主席背的是书山。”有人问：“打仗带书图啥？”他淡淡一句：“知己知彼，先得知字。”行军缺粮，他可以少吃；帐篷漏雨，他照旧趴在油灯旁看文献。时间紧就碎片化阅读，每翻十页折一个角，日后再补笔记。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延安窑洞。
延安时期的小插曲至今传为佳话。萧劲光好不容易抢到两册《战斗条令》，舍不得外借。毛泽东进门就直奔书桌。短短一句“好小气哟”，让萧劲光哭笑不得，最终乖乖双手奉上。书借出三日即还，毛泽东批注密密麻麻，边角甚至标出“可作教材”字样。萧劲光再翻，才发现借出去的是原书，收回来的是“增订本”。
1945年，抗战胜利在即。中央机关撤离枣林沟，毛泽东不得不将部分箱装图书寄存在当地战士家中。分离那天，他拍着箱子说：“我迟早取回。”可惜内战爆发、形势骤变，这批书终究没能再见主人。多年后，他提起时只是轻声说了一句“可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调研报告、领导批示时常写在书页空白处。列车上、飞机上，他用红蓝铅笔圈画，顺手写下“可用”“仍待考”之类札记。1966年，医嘱要求他每天阅读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他却把闹钟调成25分钟一响，用番茄钟式“偷”时间。夜深了，秘书提醒休息，他挥挥手：“灯先别灭。”
1975年眼疾手术后，他改用大号铅字书。字看不清就请卫士代读，读到关节点仍亲自记录批注。病重期间，他甚至在氧气罩下听工作人员朗读国际形势简报，偶尔插一句：“证据出处何书？写下来。”
回到开头那辆装满旧书的小车。毛泽东后来对图书馆管理员说：“我搬走的是纸，留下的还是纸，关键是抓住里面的理。”从韶山冲到天安门城楼，从私塾童子到共和国领袖，若要找一条最清晰的脉络，大概就是书页之间那股子永不停歇的求知野心。父亲那句“鬼迷心窍”，虽带着嗔怪，却也恰好点破了事实——读书，确实成了毛泽东毕生挥之不去的“心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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