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水利科技(上)

秦在统一以前,关中地区已修成了郑国渠,大片土地得到灌溉,农业生产更加发达;巴蜀地区的成都平原已建成都江堰,成都平原一带遂成为"天府之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原有水利工程技术的基础上,继续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并且在规模、技术和类型上都有重大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主要的工程有:灵渠、漕渠、龙首渠、白渠、治黄、淮河大坝、钱塘江海塘、芍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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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代运河工程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进军岭南,克服五岭障碍,以解决军粮运输之需,在公元前219年派史禄(或称监禄,名禄,姓不详;史,监都是官称,生卒年亦不清楚)主持开凿了著名的灵渠。灵渠位于今广西兴安县,在这里,长江水系的湘江上游海洋河与珠江水系中的漓江支流灵河相距只有1000余米,中间却隔着高约30米的分水岭。但是灵渠上源始安水在这里的水位要比海洋河水位高出大约6米,不便在这里直接开渠沟通。于是,史禄便在海洋河上游选择了一处水位略高于始安河水位,相距又很近的位置,在那里开渠分水,引导海洋河水流入始安水。但是,从分水处沿海洋河故道进入湘江这一段坡度较大,水流较急,不便于航行,于是史禄等人又舍弃了一段海洋河和湘江故道,在分水处的北边另外修建了一条渠道,并设计成弯弯曲曲的形状,来延长渠道长度,使渠道坡度尽量降低,以便于航行。这样,既实现了沟通湘江漓水的目的,又保证了航行的安全。灵渠工程主要包括分水铧嘴、南渠、北渠、靠近北渠口和南渠口的大天平石堤和小天平石堤。南渠长15余公里,宽约5米,因选择位置适当,水流平稳,便于行船。北渠虽属续建,但又十分必要,渠长近3公里,宽10米到数10米不等。用石筑成的分水铧嘴起着分流作用。大小天平石堤起着溢洪的作用,汛期洪水可以越过堤顶泄入湘江故道,减少北渠、南渠的压力。唐代以后又在渠上设置了斗门(船闸),使工程更加完善。可见,灵渠的总体布局和具体设计都非常科学,直到今天仍发挥着灌溉和航行的功能。

漕渠是在汉武帝元光年间(前134年到前129年)开凿的,它也是一个著名的航运工程。为修此渠,汉武帝先后调集了数10万民工分期分批地进行开挖,用了3年多的时间才告成功。该渠全长100多公里,由于距离较远,渠线的勘测便十分重要。水工齐人徐伯成功地完成了这一重任,表现出古代高超的勘测技术水平。该渠修成后,从长安可直通黄河,大大节省了航运时间,并使运输量也大大增加。另外,汉武帝还派人沿渠修筑了一些灌溉渠,使沿渠万顷农田得到了灌溉。该渠的修建,不但是水利史上的一项壮举,而且也是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外,为了避开三门峡天险,将南方的粮食和物资转运到长安,汉武帝曾令张邛沿古褒斜道开挖运河,企图通过汉水支流,褒水、渭水支流,经斜水来沟通汉水与渭水。但因褒、斜水的河谷过于陡峻,水流很急,水道中多礁石,而且褒水,斜水的地势太高,致使水浅不便行船,因此,没有达到预期目地。

东汉建都在远离江河的洛阳。为了解决洛阳的供水问题以及洛水与黄河间的水运问题,公元47年,张纯奉命开挖渠道引洛水经洛阳,然后注入黄河。该渠被称作阳渠。这样,通过阳渠沟通都城与中原的水运交通。

鸿沟从战国开始已成为黄河、淮河间的水运要道,运输能力很大。西汉时虽仍通航,但逐渐为汴渠所取代。由于黄河在王莽时改道,致使汴渠泥淤严重,河运交通因此受阻。东汉初年对汴渠进行了连续整治,并在开封附近修浚仪渠,使汴渠水运重新畅通。东汉政府还派人修建了汴渠在黄河的取水口,并将土木结构改为石质结构。为了控制水量,在相距5公里的两地分别修建了取水口,以便相互调剂。

西汉政府对江淮间的水道进行了修整,将春秋时期开凿的邗沟向东扩展到茱萸沟,使之成为重要的盐运水道。

这一时期,江南已有了航运通道,诸郡船只可以进出长江,这可能是早期的江南运河。

可见,秦汉时期从关中经渭河、黄河、鸿沟或汴渠、邗沟、江南运河、灵渠,可以把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路连为一体,初步形成了纵贯全国的航运干线和水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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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代关中的水利工程

两汉时期,农田水利事业倍受重视,水利工程遍布全国各地,到了汉武帝时更是盛极一时。在关中地区,大型的水利工程就有龙首渠、白渠、六辅渠、灵转渠、成国渠等。

从工程技术角度来看,龙首渠占有突出的地位。龙首渠是引用渭水支流洛河之水灌溉重泉(今陕西蒲城县东南、征南县、大荔县南部)一带农田的一条大型灌溉渠道。该渠两端都连着洛河,但因该渠要穿过长约4公里的商颜山(今大荔县北铁链山),给工程带来了很大困难。由于沿山脚明挖深渠极易坍塌,以至堵塞渠道,便改用穿凿隧洞的方法,并创造了井渠施工的方式。施工时,沿着渠线先打多眼竖井,以增加施工的工作面,加快施工的进度,并且保证施工的安全。这种施工方法的关键在于确定渠线和选准竖井的位置。经过10多年的开凿,长达5000多米的隧道完全贯通,整个渠道才得以完成。这一隧道施工技术无疑是水利史和工程史上的一项创举。由于井渠可以减少渠水的蒸发,则井渠法很快就推广到了甘肃、新疆一带的干旱地区,这种方法正是新疆独特的水利工程"坎儿井"的前身。

汉武帝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右内史倪宽主持开凿了六辅渠。六辅渠在郑国渠上游南岸(在今泾阳、三原县境内),有6条渠道,以灌溉郑国渠水达不到的土地。汉武帝太始2年(公元前95年),在赵中大夫白公的提议下,汉武帝派人开凿了白渠。该渠引泾水沟通漆沮水,然后注入渭水,渠全长100多公里,能灌溉田地45万亩以上,一时形成了"举臿为云、决渠为雨,且灌且喜,长我禾黍"的壮观场面,使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因该渠是在白公提议下修筑的,故名白渠。它的作用重大,其地位甚致超过了郑国渠。

灵轵渠自周至县灵轵原下起,向东北注入渭水,全长约25公里,灌溉农田数十万亩。成国渠自眉县引渭水向东,沟通渭水支流杜水,再向东经咸阳东北又回注入渭水,可灌农田百万亩。引渭水支流水进行灌溉,全长10余公里,灌田上万亩;其位置在今扶凤、武功县境内。

上述这些渠道在关中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灌溉网,大大促进了关中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3.汉长安城供水工程

汉代长安城,是一座规模很大的都城,城墙的周长达25公里。城北建在今西安城北5公里的一块高地之上,但城内水质欠佳,饮用水源不足,给城市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为解决这一问题,汉武帝元狩3年(公元前120年)在京都长安城近郊修建了昆明池。此池地处长安城西南,周长20公里,引洨水供宫庭园林及居民生活用水,并接济航运交通的漕渠,并形成了由水库、坝、闸、渠道和堤防等水工建筑组成的供水系统,兼具蓄、引、排的功能。

从此,中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城市供水工程。隋、唐建大兴——长安城时以此为借鉴,在城市供水工程的建筑上取得了举世睹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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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汉代其它地区的水利事业

秦汉时期,长江流域的水利事业开始兴盛。特别是汉水支流唐白河流域最为发达。该地区属南阳盆地,沃野千里。西汉中期已有曾规陂池水利工程,后期又有很大发展,在当时南阳太守领导下,建成水渠数十处,灌溉面积达200多万亩。其中六门堨(又称六门陂)最有名。该项工程在今河南邓州市西,兴建于公元前34年。开始只有3个水门,公元5年扩建为6个石水门,故称六门堨,可灌溉田地50万亩。该工程曾一度荒废,晋时杜预和刘宋时刘秀之又对其进行修复使用。汉水上游的汉中地区还有山河堰水利工程和陂池蓄水灌溉工程。除汉水流域外,长江流域的都江堰工程也得到扩建。赣水流域的南昌一带修建了许多塘池,下游扬州一带兴建陂湖,灌田200万亩。这是扬州五塘的前身。云南滇池一带在西汉末年也开始兴修水利。益州太守文齐发动人民造陂池,灌田20余万亩。同一时期淮河流域的水利工程也十分发达,尤以鸿隙陂最有名。鸿隙陂位于淮河与汝水之间的息县,上游连淮水,下游与淮水支流慎水相通,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蓄水灌溉工程。成帝时被毁,东汉初年许扬带人修复,灌田逾百万亩。但到北魏时,作用明显降低。

另外,淮水与汝水之间的陂塘已达17处。这些灌溉工程的造式大多数和南阳地区相类似,大小陂塘与灌溉渠道相互串联,形成了一个分布广泛的灌溉网。下游一带有张禹在今邱县一带修复的蒲阳陂;王景在庐江修复的芍陂等。其中以汉武帝时的成就最为突出。

在河南汝南地区和安徽寿县地区的引淮灌溉工程,其灌溉面积已超过500万亩;山东西部地区的引文灌溉工程,沟渠纵横交错,灌溉面积达100万亩,并使这一地区的自然景观大大优化,自然灾害明显减少。在今内蒙古河套一带、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和山西引黄河和汾水的灌溉工程,也使黄河流域水浇田的面积空前增多。其中,宁夏平原一带的引黄灌溉,在秦代水利设施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完整的灌溉系统,使这一地区变为河渠纵横,田畴青翠的沃野,荒凉的宁夏平原开始成为塞外江南。至于其他地区的小型渠道和山区的蓄水陂塘,更是不胜枚举。东南沿海地区为防范海潮侵袭而修筑的海塘工程也开始出现。总之,汉武帝时兴修的水利工程确实是空前的,无论是从规模、数量,还是在技术、功效上,都是有口皆碑的。这为后世农田水利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汉代的治黄工程

黄河在历史上多次泛滥成灾,给人民生活和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示对黄河的治理。

公元前129年,黄河再一次在瓠子口(今河南濮阳西南)决堤,汹涌的黄河水一下子吞没了黄淮之间的大片土地,使千里沃野变成了一片汪洋,上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汉武帝元封2年(前109年),朝廷调集了十几万人投入了大规模的治黄工作。经过半年多的苦战,总算堵住了决口。随后,汉武帝又派人加固了几百里的堤防,使大片黄泛区恢复了生产。

公元69年,东汉水利名臣王京(约公元25-约85年)带领数十万民工开始治理黄河,这项工程包括修筑和加固自河南荥阳到黄河入海口山东千乘(今山东高青县北)500多公里的黄河大堤,同时开凿汴渠(秦汉之际的鸿沟在荥阳从黄河分出到开封的一段)的新引水口,截弯取直,疏浚河道,加固堤防,兴建水门,使河汴分流,汴渠因而得治,结束了从西汉平帝(公元1-5年)时黄河决口造成的长达60多年的水害。这项工程的完成,稳定了黄河的河床,使新黄河分洪路线相对变直,成为黄河下游距海最近的一条河道,水流挟沙能力随之加强。在此后的900年里黄河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决堤改道现象,这的确是个跨世纪的贡献。

汉代对于治黄技术理论的研究也有发展。如王莽时期,水工张戎(生萃年不详)根据实测得出黄河"一石水而六斗泥",这一比率与近年观测数据大致相同。他主张利用水势冲刷河床,使河床不致升高太快而造成泛滥。其它有价值的观点如:分疏说、滞洪说、水力刷沙说、改道说、筑堤说,纷纷涌现,对后世治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