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自网名：民生文创——同人老师
莫雄的德安保安司令部下属有三个保安团，负责七个县的“剿共任务”，“司令部及行政督察专署成立后，这里的党组织马上与当地红军及苏维埃政权取得秘密联系，在共产党的巧妙安排下，我率‘剿共’部队煞有介事地与红军打了几仗，均‘击溃’红军，‘消灭’当地苏维埃政权。不到六个月，‘共匪’在我第四区内业已‘剿绝’……蒋介石大喜，给我来个通报表扬：‘传令嘉奖，考成第一。’”
卢志英也因此被选送到庐山第三期军官训练团受训，因此“成为结识国民党军队高层军官并建立联系最多的中共情报人员。”
而实际情况则是“我‘剿共’部队在进剿山区时，通过各种巧妙的形式将大量弹药物资送给了红军，”而“红军部队抽身转移到别处打击敌人，苏维埃政权全部安全转入地下。”
莫雄的保安团于是成了第二支“鸡军”，“鸡军”的典故出自于吉鸿昌率部进剿鄂豫皖苏区时。吉鸿昌的部队进剿时都是朝天放枪，撤退时又是一路扔下枪支弹药。于是吉鸿昌的部队被红军称为“在白区吃粮，到红区‘下蛋’”的“鸡军”。
当时苏区就流传这样的民谣：“吉军来打仗，枪口朝天放。丢下枪和炮，送给共产党。”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在苏区和白区紧张而绝密地开展着，白区以上海中央局为核心，上海中央局以政治保卫部即我们常说的军委系统、特科系统为骨干力量，重点获取国民党军围剿红军的情报。
任何情报谍战工作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己方能够战胜敌方。除却上文中我们提及的关于第五次围剿七大情报来源外，地下红色特工们为了胜利，不畏生死、不惜代价、不计得失，各自将自己的才能优势发挥到极致。
上海中央局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中央的电示，“请求宋庆龄出面主持开展制止内战、武装自卫的签名活动……发起成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
这个委员会主要担负号召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停止内战的重任，希望借此活动使国民党军能“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撤消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同时“使敌人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行动受到极大的打击和达到更快的崩溃。”
胡愈之在1933年9月正式入党，他的入党介绍人张庆孚（张庆抚）告诉他，他“属于中央特科直接领导”而“不参加党的基层组织生活，”并且只与张庆孚发生单线联系。入党后的胡愈之其“主要任务还是为党做情报工作。”
据胡愈之的《我的回忆》记载：“当时我的联系很广泛，有条件了解到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政治动态。”
胡愈之在军事情报工作上的建树贡献虽未见记载，但“对邹韬奋起了影响作用，使他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靠近了党。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与杜重远“谈得很投机，关系日益密切。”杜重远也向他表示“愿意积极做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使东北军投向抗日。”
接着，“杜重远还提出了入党的要求。”
杜重远得到的回复与莫雄、杜斌丞、郭春涛、张学良等人得到的回复是一样的：“根据你目前的地位和身份，暂时不参加党，而在党外支持党的工作，比入党更有利。”
不同的仅仅是答复的人不一样，答复杜重远的是特科的张庆孚，答复莫雄的是特科的严希纯，答复郭春涛、张学良的则是他们一生中最敬重的周恩来。
杜重远也和莫雄等人一样愉快的接受了这种在党外为党工作的方式。“此后，杜重远成了一个党的积极追随者，成了我的亲密战友，在争取东北军抗战的工作中做了重大贡献。”
也是1933年入党的王绍鏊，“由于他的身份和社会关系，组织上安排他从事对国民党和社会上层人物的联络工作。他以开明爱国人士的身份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暗中担负着党的重要任务。”
1934年夏，王绍鏊带着季方的介绍信来到广州，找到了吴仲熙，要吴仲熙设法安排王绍鏊“直接见到陈济棠谈些时局问题。”
吴仲熙问他是不是关于反蒋问题，王绍鏊说比反蒋问题更重要一点。
后来王绍鏊对吴仲禧说：“我要见陈济棠只要求一事，江西红军如果要经过粤湘边境时，只要广东不出兵，红军也决不来犯广东。”
让红军借道过境，这就是王绍鏊此次到广州的真正目的。吴仲熙安排王绍鏊直接面见了陈济棠，王绍鏊一番“一石二鸟”、“兔死狗烹”的攻心谈话，令“南天王”陈济棠深感在理。
约见后王绍鏊很高兴对吴仲禧说：“陈已默契但（要求）绝对守秘。”
三年后的1937年，王绍鏊成为吴仲熙的入党介绍人。
陈济棠经王绍鏊游说后，派人带着议和信去苏区找到周恩来，提出双方各派代表进行秘密谈判、签订和约。
1934年10月8日，何长工、潘汉年来到江西省寻乌县罗塘镇，在一幢戒备森严的二层小洋楼里，与粤军代表杨幼敏等人进行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了“五项协议”，其中最重要一项是“红军有军事行动只要事先告知，粤军可后撤20公里”。
刘道衡被派到湖南后，“成功争取民政厅长兼湖南省清乡司令部参谋长曹伯闻为我工作”， 曹伯闻又聘请刘道衡为民政厅秘书，事事与刘道衡商讨。
1927年北伐军攻下南昌后，刘斐眼看国共就要决裂，决意要出国留学，白崇禧不同意他留苏，让他去了日本。
刘斐在日本两个军校深造7年期间，推荐杨东莼进入广西工作。他自己则于1934年1月回到国内，蒋介石拉他留他，但刘斐最终还是回到了白崇禧身边，白崇禧依旧视其为心腹股肱，让其担任桂军的高级参谋并随侍左右。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的国共相争，国民党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他们对苏区实行军事围剿，在白区进行政治、文化清剿，共产党无论在苏区白区，进行的都是以弱对强的不对称斗争，面临的都是生死存亡的不对等搏杀。
国民党在上海除有党政军警宪特团等公开机构外，单单军统就“向租界派出了1700多名别动队员，在工厂、商店、旅馆、澡堂甚至狭窄的弄堂里设立秘侦岗哨。”
在上海的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警备司令部、警察局等机构，设置了肃反专员、中央特派员、督察员等职位，由中统、军统的秘密警察特务担任，中统、军统又分别设立上海行动区、华东区这些独立机构，还成立了以顾顺章、杨虎等人为首的特别行动小组，以加强搜捕行动。
除这些公开的、秘密的国家机器外，最令人防不胜防的是自首的叛徒及国民党特务机关发展的细胞、安插的内线。
国民党利用这三类人，使上海中共地下组织遭受了一波又一波的大破坏，中统特务孟真回忆说：
“抗战以前，中统在共产党内部，上自中央，下至省委机关都有内线布置，对中共的动态，了如指掌……
但中共中央到了延安之后，线索全部中断，对其动态便一无所知。”
对于叛徒内奸的危害性，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有太多的涉及，用中统特务邵平的一句话可以概括为：“当时在各地破坏中共地下党的案件中，十有八九是这类叛徒内奸起的作用。”
而另外的十之一二的破坏案件则是他们安插的细胞内线起了作用。
马驼铃（鲁思远）冒充进步学生骗取了李竹声的信任，导致上海中央局的第一次大破坏。
行动特务廖克运在侦查共青团中央训练班期间，途中偶然发现了盛忠亮的行踪，从而导致了上海中央局的第二次大破坏。
盛忠亮在狱中也说：“国民党的特务，有许多已经钻进党的秘密机关里了。”
这些国民党的特务，不但钻进了党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也钻进了中央苏区。
中央红军从10月17日至21日分八路陆续跨过于都河开始战略转移时，国民党及时获知了这一情报。
他们除确切知道红军突围后必出赣西南经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行动计划外，对红军各支队伍从何地秘密出发及出发的人数和转移路径计划也掌握得一清二楚。
这些情况 “可以清楚说明，国民党在中央苏区派有谍报人员。”
国民党军在红军西进的方向上，依托山川河流先后布下四道封锁线，更在“湘江两岸修筑了550多座碉堡”，使红军始终处于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困境中，造成这种困境，与李竹声、盛忠亮等人的被捕叛变及秘密电台被破坏有极大的关系。
上海中央局第一次大破坏之前，中共江苏省委先遭受了两次大破坏，廖承志的姐夫李默农、中央局组织部长黄玠然等人被捕，告密人竟然是时任江苏省委书记赵林，他原来“是个可以自由出入上海公安局的内探。”
据《李得钊传》一书记载，1934年6月26日（注：据盛忠亮回忆录手稿注明该日期是阴历）晚，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宣传部部长盛忠亮、职工部部长黄文杰到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埃韦特处开会后，盛忠亮和黄文杰先行离开。当他们走近马立斯新村办公处附近时，看到了不要进入的警号，立即调头往回跑，“想警告李竹声，但为时已晚。”
李竹声没有注意到警号，一进门就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时间为晚上8点钟。
晚10点，蹲守特务又逮捕了来到此处的中央局秘书长、特科总务科科长李得钊，晚11点又逮捕前来此处的中央联络员吴炳生。
当夜的抓捕行动不仅仅只有此处，中统上海行动区根据马驼铃等特务长时间的跟踪情况，会同公共租界、法租界巡捕房进行了集中破坏，共在7个不同住处逮捕了18人，除李竹声、李得钊、吴炳生外，还有秦缦云、仇爱贞、周惠年以及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袁家庸（袁孟超）、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赵立仁（郑玉龙）等。
被押收的物品有外币现金、存折、暗号文以及其它极其重要文件。
第二天早上，李竹声的妻子沈谷兰紧急赶到秘密电台负责人毛齐华的住处，说“昨天阿竹（李竹声）在马立斯村书记处开会时，和其他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起被捕了。电台的具体地址阿竹不知道，但他可能晓得大概方向。电台要马上转移！以后我不能来了，组织已另派一位广东来的女同志接替我的工作。”
毛齐华和负责国际台的程祖怡吃惊不小，赶紧搬家，两家自此开始分头租房居住。
这次与程祖怡一家的分开居住，成为毛齐华一生最大的幸运事。毛、程两人的命运轨迹就此分叉，运行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轨道上，一个成为近乎完美的胜利者，一个成为改姓换名的变节者。
7月14日，李竹声等“被捕共产党人由夜行列车秘密押送到南京。这次逮捕活动使上海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
夏衍回忆说，李竹声“经叛徒劝降，很快自首叛变，并供出了上海和苏区的不少机密，同案被捕的秦曼云，也同时自首投敌。这是临时（注：原文如此，应为上海）中央局的第一次大破坏。”
陈蔚如回忆说，秦缦云“她当时态度非常坚定，上海区急于了解情况，曾经对她施用了老虎凳等酷刑逼供，后来又改用劝诱的办法，经相当时间的诱骗劝说和改善生活待遇后，她遂表示自首。”
而“李竹声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不肯自首和交代组织关系……后来移送南京后，环境改变了，待遇改变了，劝降人的水平高了，李遂表示了自首的态度。”
如此看来，秦缦云、李竹声的自首叛变有个过程，并不是很快。
吴先清因此给沙文威分派了一个工作任务，让他设法打听李竹声被押送南京以后的情况。不久之后，沙文威带来了李竹声自首叛变的消息。
自首叛变的还有中央联络员吴炳生、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袁家庸、江苏省委书记赵立仁等人。
周惠年的第二任丈夫李得钊坚贞不屈，宁死不降，最后因肺病不治而病逝在狱中，他的出生才20天的儿子李钊与母亲周惠年同坐牢狱，因此有“囚童”的小名，母子二人转到反省院后，曾得到过南京首都反省院副院长杨登瀛的关照。
我们一直受到的教育是自首叛变、腐败变质的只是极少数人，但从如此多的现实案例中，我们看到的结果却恰恰相反，仅仅只有极少数人才是坚贞不屈、守节不变的。按照徐恩曾的说法是“顽固倔强”的只有“极少数（大概是五百比一）。”
李竹声供出了苏区什么样的机密，是否包括了中共中央已经决定红军主力即将实行战略转移、共产国际已经批准这一决定等情况，至今无解。
当时中央苏区尚未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的电讯联络，领导上海中央局及地下秘密电台的李竹声，是知晓全部往来电文内容的。
即使到了1934年9月，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建立了直接的电讯联络关系，也因为苏区没有大功率的电台，所以只能接受到共产国际的电文，而无法向共产国际发送电文。
李竹声被捕后，侥幸脱身的盛忠亮成为上海中央局的第二任书记。
许多文章认为，是李竹声招供了盛忠亮的住址才导致盛的被捕，而据盛忠亮的回忆录手稿，李竹声提供的仅是线索而不是地址。
编者补注：周惠年资料
在河南信阳的一处幽静村落，谭家村，生活着一位名叫周惠年的女子。她的故事，是那个动荡年代的一个缩影。周的家庭原本是村中的小康之家，父亲通过辛勤耕作和竹林的收入，为家人提供了稳定的生活。周的童年，在父亲的庇护下，能够在学堂接受教育，这在当时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这一切在父亲意外去世后戛然而止。家中顿时失去了经济支柱，周不得不辍学回家，帮助母亲打理繁重的家务。原本憧憬的未来，似乎只剩下了农田里那无尽的劳作，以及一个被迫嫁给粗鲁男子的命运。
但是，周惠年的命运在她15岁那年迎来了转折。随着国民大革命的推进，北伐军队的浪潮波及到了信阳，这股新兴力量为当地带来了变革的机会，包括一所免费学校的设立。周在绝望中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焰，她说服母亲让她重返学校，那里不仅有书本知识，更有先进的思想。
在学校的日子里，周接触到了共青团的活动，她的世界观因此被彻底刷新。她开始积极参与各种革命活动，包括秘密运送文件、组织集会和演讲。尽管生活忙碌，但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
周的革命活动并未能隐藏太久，在她未出嫁的身份引发争议的同时，娃娃亲家族的压力也随之而来。她勇敢地拒绝了这门不平等的婚约，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在组织的帮助下，周最终摆脱了这场无理的逼婚。
摆脱束缚后的周剪去了长发，以短发的形象，标志着她与旧社会的决裂。但这样的举动也使她成为了特定势力的目标。1927年，红枪会的叛乱让她不得不逃离家乡，前往武汉。在这里，周重新找到了党组织，并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返回信阳参与一次关键的行动。
尽管组织因为她的年龄和性别，试图让她退回到相对安全的角色，但周坚持参与。她被安排到县委负责后勤工作，虽然看似平凡，但对于行动的成功至关重要。
不幸的是，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周也因此入狱。
周惠年的命运轨迹因为邱相顺这位乡绅和地下党员的一次英勇行为而改变。邱相顺不仅在乡里有着良好的声望，还秘密参与了革命活动。正是在他的努力下，周被从牢狱之中解救出来。
解放后，周惠年没有被逆境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她对革命的信仰和热情。她主动请求再次被派遣到前线，最终，组织决定让她潜入信阳一家工厂，继续她的革命工作。在那里，她巧妙地避开了敌人的视线，成为工人运动的领袖。
但命运似乎总爱和周惠年开玩笑，在一次密集的宣传活动中，她不幸被敌人标记。幸亏有着丰富经验的她，预感到危险，及时撤离了现场。
随后，周被组织安排了新的任务——成为连接河南与上海之间的女交通员。她成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位女交通员，这一身份让她肩负起了更重要的责任。
为了更好地隐藏身份，周惠年被安排与一名姓刘的男交通员假扮为夫妻。这个角色让她感到既尴尬又迷茫，毕竟她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生活。为了革命的大义，她最终克服了个人的感受，与刘建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共同完成了许多艰巨的任务。
尽管生活艰苦，周惠年并未有任何怨言。她甚至放弃了一份能带来稳定收入的工作，只因那将影响她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惠年的能力得到了组织的认可，她被调入至关重要的中央特科工作。在这里，她不仅负责武器的保管与传递，还要执行一些高风险的行动任务。每一次，她都以一位高雅的阔太太的身份出现，默默完成使命，无人知晓她真正的身份。
在特科工作期间，周惠年遇到了谭忠余，一个与她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士。两人在共同的战斗中培养了深厚的感情，最终结为了生命中的伴侣。
在上海的暗流涌动中，周惠年和谭忠余这对革命伴侣承担了新的使命。顾顺章和向忠发的背叛让整个上海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危险。在紧急的情况下，周惠年成功协助周恩来安全离开上海，之后，她和谭忠余也不得不暂时离开这片风雨飘摇的地区，转移到湖北与河南的交界处——枣宜根据地。
在那里，二人并肩作战，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号召当地民众支持抗日战争。但由于活动频繁，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和围剿。在一次又一次的逃亡和躲避中，他们重返上海，继续从事着更加隐秘的地下工作。
回到上海后不久，周惠年在艰苦环境中生下了她和谭忠余的第一位孩子。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谭忠余很快就被组织派往苏联深造，此后，两人便失去了联系。
在苏联，谭忠余激动地得知红军完成了伟大的长征，他和几位同志决定携带武器返回祖国，却在途中遭遇悲剧，英勇牺牲。
而周惠年，这位坚韧不拔的女性，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没有选择放弃。她与另一位革命女性夏娘娘一起，伪装成一家人，继续她们的地下活动。
随着中央在江西苏区的建立，周惠年被派往新成立的中央执行局，负责重要的联络工作。那时，她已经是一位单身母亲，生活异常艰辛。在这个时候，李得钊成为了她生命中的另一位伴侣，给予了她和孩子极大的帮助和支持。
幸福总是短暂的。由于叛徒的告密，李得钊和怀孕的周惠年被捕。面对严酷的审讯，周惠年机智地保护了自己和同志们的安全。由于证据不足，她最终被释放。
但悲剧再次降临，周惠年刚刚生下与李得钊的孩子，便再次被捕，并关入提篮桥监狱。在那里，她坚守信念，拒绝出卖同志。
最终，国共第二次合作使得周惠年和她的孩子们得以获释。历经牢狱之苦和两次丧夫之痛，周惠年的信念更加坚定，成为了一位不屈不挠的革命战士。
在周恩来的密切协作下，周惠年被委以重任，进入新成立的长江局工作，这是对她忠诚和能力的肯定。长江局由黄文杰领导，他对周惠年的勤奋和专业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那个年代，每一天都步履维艰，温情成为稀缺的奢侈。长时间的共事让黄文杰与周惠年心生情愫，他们在组织的见证下结为伴侣，但工作的特殊性使得他们大多时间分离。
1938年，黄文杰因公赴重庆，不幸病逝于一次空袭的防空洞中。周恩来对他的逝世深感悲痛，亲自主持了他的葬礼。
安葬黄文杰后，周惠年将两个年幼的孩子托付给亲友照料，携带长女前往延安。在那里，长女与毛岸英等一同被送往苏联深造。
周惠年在延安接受了系统的马列主义学习，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央办公厅工作，赢得了周恩来的赞许。在此期间，她结识了师哲——毛主席的秘书。两人结缘，开启了周惠年人生中最长久的婚姻，共同抚养了四个孩子。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他们一同步入了编译局的工作，生活逐渐步入了平静。
在孩子们逐渐长大、家庭稳定的日子里，周惠年的生活充满了收获和喜悦。晚年时，她被诊断出患有卵巢癌。面对疾病，她展现出了与生俱来的乐观和坚韧，告诉家人她已经在生死边缘徘徊过多次，与牺牲的战友相比，她已经珍贵地活了足够长的时间。
1997年，周惠年结束了她传奇而充满波折的一生，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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