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里，太多人凭着一腔热血跟着党闯难关，有的熬过低谷、扛过战火，成了建国后的骨干力量，可偏偏有人守得住枪林弹雨，却顶不住和平年代的糖衣炮弹，刘青山就是其中一个。
刘青山打小日子苦，家里没条件供他读书，早早就得去当长工，扛活谋生的日子里，他尝够了底层艰难。后来赶上革命浪潮，15岁的他就入了党，跟着队伍一步步往前走，没少经历危险。抗战时期，他在冀中根据地做事，牵头组织过抗日武装，还带领群众粉碎过日伪清剿，把根据地慢慢壮大起来，日伪恨他入骨，曾拿1500块大洋悬赏捉拿他，可他从没怕过，穿草鞋、吃窝头，跟着战士们一起拼，那时候的他，眼里全是为民做事的心思，后来还先后担任过大城县委书记、冀中八地委书记等职，为抗战胜利和根据地建设实打实出了力。
建国后，刘青山被任命为天津地委书记，后来又兼任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手里的权力越来越大，身边的环境也变了，他慢慢忘了当初扛活的苦、打仗的险。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地方财政紧张，中央提倡办机关生产补贴开支，刘青山却借着这个由头，和张子善一起动起了歪心思。他们瞒着副手李克才，单独组织供应站敛财，还挪用地方粮款、防汛水利专款，连救灾粮款和民工的补助粮款都克扣，甚至冒充解放军用救灾款套购木材，把国家的钱当成自己的私产，肆意挥霍。
短短一年时间，两人贪污盗用的款项换算成旧币有171.6272亿，相当于现在的171.6万余元，按当时的物价，这些钱能买5000万公斤小米，1670万米土布，足够装备5个团的兵力。刘青山更是彻底变了模样，不再是当年穿草鞋的革命者，长期以养病为由住在天津的小洋楼里，人称“刘公馆”，不仅配了专车，还染上了吸食毒品的恶习，张口就是“老子革命胜利了，该享受享受”，完全忘了自己的身份。
副手李克才早就看出不对劲，多次劝阻两人别乱挪用款项，可刘青山和张子善根本不听，依旧我行我素，李克才看着国家财产被挥霍，挽救无望后，只能收集证据，毅然揭发了两人的贪腐行为。事情曝光后，河北省委很快展开调查，核实清楚贪腐事实后，向华北局提出判处两人死刑的意见，华北局上报中央时，还特意加了“或缓期二年执行”，留了回旋余地。
那时候不少人替两人说情，毕竟他们是立过功的老干部，跟着党打了二十年仗，有人觉得该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可毛主席看了案卷后，果断给出“死刑”的决定，还特意强调“不准讲情”，后来有人转达“枪下留人”的意见，毛主席沉思后说，正因为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才要处决他们，这样才能挽救更多犯了错误的干部。之后中央又征求了党外民主人士的意见，还通过河北省委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干部的意见，多数人同意判处两人死刑，最终敲定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判决下来后，工作人员去看守所和两人谈话，刘青山听到死刑决定时，没求饶，只是问起孩子的上学问题，得知国家会抚养成人后，他抹了把泪，说自己死了比活着有价值，还特意叮嘱，让弟弟来收自己的尸体，把住所里的皮包交给党，都是党的财产。张子善则没那么镇定，听到判决后脑子发懵，还问能不能上诉，得知毛主席已经批准后，才放弃幻想，坦言自己罪恶深重，这样处理对党组织有好处。
1952年的公审大会上，两万多人挤在保定市体育场，场外还有近二十万人通过广播听实况，刘青山戴着写有“大贪污犯刘青山”的布牌，穿得依旧考究，刚上台时还习惯性看主席台，听到死刑宣判后，浑身一颤，无力垂下头；张子善则双腿发软，全靠民警扶着才没瘫倒。押赴刑场后，两人被押往保定市东关大校场执行枪决，刘青山下车时踉踉跄跄，自己走到土坑前跪下，张子善则是被民警架着过去，脸上满是泪水，两声枪响后，两人结束了一生，那年刘青山36岁。按照中央要求，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留了全尸，公费购置了棺木，亲属也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
刘青山的弟弟刘恒山赶来收尸，刘恒山自己也是老党员，1936年就参加工作，一直在基层踏实做事，没求过名没逐过利。看着哥哥的遗体，他心里不好受，毕竟是一母同胞，可他没怨谁，默默办完后事，后来有人问起这事，他直言不讳，说哥哥是自己的亲人没错，但哥哥做了对不起党的事，辜负了当初的初心，也对不起老百姓，毛主席当初杀他是对的，没毛病，该罚。
刘恒山往后几十年里，从没因为哥哥的事抱怨，依旧本本分分做事，他总说，革命不是为了享福，拿着权力谋私，就该受处分。刘青山早年确实立过功，可功过不能相抵，他忘了扛活时的苦，忘了打仗时的险，忘了老百姓的难，把权力用错了地方，最终落得这样的下场，不冤。
想想当年无数人为了建国抛头颅洒热血，有的没等到胜利就牺牲了，有的即便成了干部，依旧住着简陋的房子，拿着微薄的补贴，一心扑在做事上。刘青山本该带着功劳继续为民办事，却栽在了贪腐上，毛主席坚决处决他，不是无情，而是守住了党的底线，也给所有干部敲了警钟。直到现在，再提这事依旧让人感慨，不管什么时候，权力都该用在正地方，忘了初心、丢了本心，哪怕功劳再大，也终究会被唾弃，这样的教训，从来都该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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