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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理原因，受极端伊斯兰主义影响最大的是欧洲。
在本拉登这些伊斯兰激进主义分子看来，欧洲放弃殖民地从伊斯兰世界后撤，特别是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的失败，是伊斯兰教对基督教文明新一轮战争的开始。
在此之前，他们没有选择大兵压境，因为确实做不到，所以他们热衷于恐怖袭击，但相比于恐怖袭击，很多欧洲人更担心的是穆斯林的移民。
当今天欧洲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在极力区分穆斯林移民和恐怖分子时，另外一些欧洲学者却提醒人们注意，其实移民在不少穆斯林看来也是进攻欧洲的方式。
自由主义的悖论
欧洲之所以会有大规模的穆斯林移民，归根结底是二战后西欧各国劳动力短缺造成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通过从前殖民地移民的方式获取劳动力，而碰巧这些地方大多是穆斯林地区。
时至今日，穆斯林移民群体已经占了欧洲人口相当可观的比例，成了不可忽视的存在。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2010年欧洲穆斯林人口约为4300万，约占欧洲人口的6%。
如果不加干预，到2050年这个数字预计将飙升至7100万，占比达到10%。
而且穆斯林在欧洲各国和城市的分布并不均匀，这种增长在局部地区表现得更为集中。
比如法国，目前穆斯林比例已达7.5%到10%，是欧洲之最；伦敦的穆斯林人口更是占到了12%，穆斯林能够在伦敦市长选举中当选，就跟伦敦存在着很多的穆斯林有一定的联系。
根据皮尤中心的预测，到2050年，法国和德国的穆斯林人口占比都可能突破20%。
虽然这些统计未必绝对精准，但穆斯林群体在欧洲“滚雪球”式的增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那这些人能不能融入欧洲主流社会呢？
拿华人举例，也许第一代移民还保留着中国传统，但到了“华二代”、“华三代”，基本就彻底融入当地社会了。
但穆斯林不同，伊斯兰教严密的组织性很难让他们放弃信仰。
这样一来，在欧洲长大的穆斯林后裔虽然和父辈的祖籍国已经没多少联系，但因为宗教原因又融不进欧洲的主流圈子，这种尴尬的状态让他们很难有归属感。
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投入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普世的、正在征服世界的穆斯林共同体的一员，也就是泛伊斯兰主义构建的“乌玛”（Ummah）。
21世纪初期，法国内政部的调查也显示年轻穆斯林的宗教认同感正在飙升。
在他们眼里，远在天边的穆斯林才是同胞，而身边的非穆斯林邻居不过是“异教徒”。
另一方面，跨国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在他们的穆斯林国老家经常遭到压制乃至镇压，结果他们的成员往往流亡到欧洲.
欧洲的自由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为这些在本国遭受迫害的激进分子提供了“避风港”，欧洲城市因此成为了这些激进主义运动的重要场所。
欧洲政府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往往束手无策，人权和司法程序的约束让安全部门在对付极端组织时捉襟见肘，而如果在穆斯林国家，这些组织很容易被政府镇压下去。
正如埃及激进分子亚西尔·赛瑞曾说过的一句话：“整个阿拉伯世界对我来说都很危险，所以我去伦敦。”
这些流亡者最初仍然以影响和改变穆斯林国家为目标，后来他们逐渐意识到在欧洲扩张伊斯兰教同样至关重要。
而且相比较对他们知根知底的本国政府，显然奉行自由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注重保护人权的欧洲国家有更多的漏洞和空子可钻，这些激进组织也可以在欧洲国家轻松招募到年轻的穆斯林加入。
文明的错位
在历史上，一个穆斯林自愿长期定居在非穆斯林国家，这是难以想象的。
因为根据教法，一个穆斯林可以出于外交、经商的目的前往非伊斯兰土地短暂生活，但他必须在完成使命后回到穆斯林土地。
穆斯林的土地是“伊斯兰之家”，而非穆斯林土地是“战争之地”。
可如今的欧洲穆斯林移民及其后代早已落地生根，成为了欧洲公民，不太可能再回到母国。
那么问题来了：在异教徒的土地上长期生活，受到异教徒的统治，其正当性何在？
为了解决这种身份焦虑，一种新的“移居神学”应运而生。
这种观点认为在异教徒的土地上维系穆斯林的社区和生活方式，甚至把异教徒的土地变成穆斯林的土地也是传播伊斯兰教、拓展伊斯兰疆域的一种方式。
这意味着穆斯林在欧洲生活的同时，还要主动传播伊斯兰教，并有意识的挑战欧洲的价值观和文明。
现在，一些伊斯兰激进分子已经将“移居”重新阐释为一种“非暴力的圣战”或“文明的扩张”，这种挑战的根源在于两大文明底层逻辑的断裂。
欧美的自由和人权观念是基于“天赋人权”和个体主义生长出来的，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价值观对欧美人来说跟呼吸一样正常，是天经地义的。
但这对于穆斯林来说是完全陌生的，等于鸡同鸭讲，因为伊斯兰教并无人权的概念，根据教义，只有真主拥有权利，信徒只有服从的义务。
现在伊斯兰教对欧洲的挑战在于相当一部分穆斯林坚持以伊斯兰教信仰和教法来组织穆斯林社区，拒绝融入欧洲社会。
这些欧洲的穆斯林社区维持了对妇女的支配，要求他们穿戴传统服饰，如面纱罩袍，为他们包办婚姻，限制他们与非穆斯林，特别是男子的交往.
对敢于违背父兄之名的女孩则予以强制，甚至施加暴力和荣誉杀戮。
大多数欧洲穆斯林男性从他们的原出国娶妻，这些嫁到欧洲的穆斯林女子可能终身封闭在家庭和穆斯林社区，甚至在穆斯林社区存在数量不小的一夫多妻制家庭。
很荒谬的一点是，虽然我们看到穆斯林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与欧洲主流价值背道而驰，但穆斯林恰恰是利用这些主流价值，也就是人权政治话语来辩护他们的诉求。
可以说，正是现代自由主义和人权政治内在逻辑中的张力和矛盾，为伊斯兰教提供了发展空间。
总结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欧洲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开始批评文化多元主义，因为它在穆斯林社区的实践反而威胁了自由平等的基本人权。
穆斯林以其宗教和文化名义对女性的约束违背了欧洲人所重视的性别平等和个体自由。
当人权和文化多元主义发生冲突时怎么办？当然是人权必须优先。
很多欧洲人特别是极左派认为只要为穆斯林提供充分的教育、社会和经济机会就能够有效的融合穆斯林。
然而一个公认的事实是，许多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领导人和骨干成员并非处于社会结构的不利地位，而是来自名门望族或者接受过良好的西方现代教育。
而来自欧洲学者的研究也发现，大量在欧洲出生、从小接受良好的西方教育、身处中产阶级的穆斯林青年反而非常热衷加入伊斯兰恐怖组织，并成为骨干和领导人。
欧洲目前对穆斯林移民带来的困局显然没有充分准备，强势人权话语造成的政治正确导致欧洲人无法通过公共讨论来表达他们对伊斯兰教的看法。
但事实上，房间里大象的存在是无法回避的。在不能公开讨论的情况下，民众对伊斯兰教事实上的不满难免演化成敌意甚至极端的反应。
如果欧洲不对此做出改变，那么民族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甚至极右翼势力的卷土重来则是一种必然。
一部二十多万字的《古兰经》里面，有486处提到惩罚，215处提到火狱，106处提到砍和杀，55处提到严厉，35处提到仇恨，139处提到恐怖，28处提到烈火，25处提到血，95处提到顺从，98处提到祸和灾，仅有一处提到宽容，没有一处提到非暴力。
《文明的冲突》一书的作者、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指出：“不仅伊斯兰教的边界是血腥的，而且它的内部也是血腥的。”意思是说伊斯兰教内部互相绞杀也很残酷。
其实今天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是从野蛮蒙昧的状态走过来的，伊斯兰文明也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像伊斯兰文明这样至今与宗教密不可分的现象实属罕见。
如果伊斯兰世界不进行宗教改革，不废除沙里亚法，仍旧抱着中世纪的宗教理念，那么极端的政治伊斯兰形态仍然将长期占据伊斯兰世界的主流，也必然持续的对普通穆斯林群体以及整个世界都带来伤害，同时也会导致伊斯兰世界跟其他文明不断发生冲突，直到找到一种彼此和谐相处的方式。
而且我认为这并非做不到，《古兰经》中有明确记载，“宗教信仰绝无强迫”，这跟今天非此即彼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显然背道而驰，也是为宗教改革留了一个门缝，这道缝隙或许就是未来宗教改革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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