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判决，见证了新加坡的“一国两制”|会馆|华社|南洋|广东|新加坡

农历三月廿三，在喧天锣鼓声中，我双手捧着熏香，身边是福建会馆和天福宫管委会其他理事，各自捧着大香、香炉、灯笼、金纸、橙、发糕等礼器和贡品，跟随挥舞绣着“湄洲妈祖”等几个金字三角旗的主祭人，毕恭毕敬从三川殿的中门踏出天福宫，站到了二十人的双凤旗队和手持卧瓜锤、方天戟等十二般兵器的仪仗队当中，由数名道士诵经开道，后面跟着几百名虔诚信众，从直落亚逸街启程，开始了妈祖圣诞巡游。

此情此景，我不由得想起五十年前。小学开学之前，母亲带我来到这座俗称“妈祖宫”的百余年古庙。“拜拜孔子公，保庇强读册，大汉了才趁有吃”（闽南方言：保佑你成学霸，长大了才会赚钱养活自己），母亲说。

此后数年，我弟弟、妹妹到了上学年龄，也总是先来拜拜至圣先师。四十年后，女儿上小学时，我也领着她去给至圣先师烧香。不求此举能让她成为学霸，而是让她感受世世代代的这种力争上游的精神。

两百多年来，正是这种力争上游的精神，推动着一代又一代的先辈，离乡背井，寻找生计。他们来到了石叻坡，在直落亚逸登岸。历尽艰险，远渡重洋，为了感谢神恩，并祈求神祇的长久庇佑，潮汕先辈的万世顺公司在此设了粤海清庙，广府和客家先辈设了海唇福德祠，而峇峇闽南先辈陈笃生、薛佛记等人则在此地设了天福宫。

天福宫后来衍生出了福建会馆，管理粤海清庙的义安公司是本地最早的潮汕社团，海唇福德祠则成了广东移民的一个聚合中心。与其他社团一起，它们后来成了新加坡华社的核心。

在直落亚逸街上，从东到西，粤海清庙、海唇福德祠、应和会馆、庆德会、天福宫、崇文阁一字排开。庆德会的东边是纳哥德卡圣殿，是印度伊斯兰教社群兴建的最早伊斯兰教圣殿；早期的印度伊斯兰教徒移民上岸后，便会到圣殿内祷告。崇文阁的西边则是阿尔阿布拉回教堂/清真寺，由来自孟加拉湾一带的淡米尔伊斯兰教徒所建。

（纳哥德卡圣殿。图源：许振义）

从阿尔阿布拉回教堂再往东走，快到丝丝街口时，就到了卫理公会直落亚逸礼拜堂。这是卫理公会华语堂当中，历史最悠久的教堂，早年以闽南语传教，并且与ACS英华学校、MGS美以美女校有密切联系。

在日本占领时期，卫理公会直落亚逸礼拜堂曾是近三百人的避难所。2024年，卫理公会直落亚逸礼拜堂开启百年时间囊，所收藏文物包括英国圣经公会赠送、在福州印刷的中文《圣经》、1919年出版的圣诗集、1921年出版的美以美会《法规》中文翻译本、1923年马来亚卫理公会年议会的会议记录、1924年1月8日《海峡时报》、同年1月9日《新加坡自由西报》，以及1924年1月9日直落亚逸礼拜堂奠基仪式的中文手写声明等等。

（图源：Telok Ayer CMC）

然而，它所处的地段，在奠基之前数十年仍是一片浅滩泥泞。今天我们见到的丝丝街、罗敏申路、珊顿道，都是填土填出来的。1878年，殖民地政府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填土工程，把直落亚逸海湾西南边的华利山大部分铲平，还有厄士金山、史各士山则部分铲平，用来填海。史各士山后来改名安祥山。

到了1904年至1915年，当局把所剩无几的华利山等全部铲平，继续填海，于是才有了安顺路、罗敏申路。早期，这些地段用作码头与仓库，后来才逐渐发展为中央金融区。

从1971年开始，政府继续填海，于是出现了滨海湾、滨海南、滨海东这一大片土地。随着滨海堤坝的合龙，原本的大海逐渐成了新加坡最大的蓄水池，原本满载货物和汗水的舯舡和大䑩，如今满载的却是游客的欢笑与自拍；原本面对着大海的天福宫和海唇福德祠，如今面对的是林立的参天高楼；原本是热闹嘈杂的红灯码头，如今成了宁谧雅致的酒店宴会厅，让人们一边品尝当前的奢华，一边缅怀沧桑的过去。

直落亚逸街是西南——东北走向。路的西北面是陆地，东南面则填土地带。有趣的是，西北面的老街道，多是以中国地方命名，包括厦门街、中国街、北京街、南京街、福建街；而东南面的新道路，则多以殖民地总督和高官命名，包括丝丝街、罗敏申路、珊顿道、莱佛士码头、麦士威路、安顺路等。乍看之下，直落亚逸街是个决绝的分水岭，路的一边是传统，一片片都是充满历史韵味的店屋，另一边是新潮，一栋栋都是洋溢现代气息的高楼。

然而，直落亚逸街更像是个焊条。东方与西方文化远渡重洋，不同种族、言语、宗教，在此地发生了碰撞，迸发了炽热耀眼的火花，开始融合，逐渐形成一个不东不西、又东又西的“罗惹”（rojak，一种混杂瓜果蔬菜和特色酱料的本地沙拉）文化。可以说，直落亚逸街就是现代新加坡的发源地。

海唇福德祠有一块石碑，记载着当年华民护卫司和总警司调解一宗华社纠纷的司法调解的判决书。碑文的纪年同时用了两个日期，一个是“清光绪拾贰年拾贰月拾九日”，另一个则是“大英壹仟捌佰捌拾柒年然花里拾贰号”。

（蓝色框内是清朝纪年，白色框内是英国纪年）

用西历，是因为出面调解和判决的华民护卫司和总警司是英国人，而且新加坡当时是英国殖民地；用华历，则是因为接受调解的是客家人和广府人社群，都是清朝在新加坡的侨民，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戏谑来说，这也算是新加坡当年的“一国两制”了。有趣的是，碑文当中有“然花里”一词，原来是“January”（英文，一月）之音译，极具时代特色。

天福宫西侧是崇文阁，一度有人误以为是最早的华人学堂。1849年，天福宫、福建会馆的董事之一陈金声领导倡建崇文阁，于1852年落成。古人认为，应当对写有文字的纸张表示尊敬和爱惜，遂为“敬字文化”。崇文阁崇祀梓潼帝君，即文昌帝君，设有专供焚化字纸的敬字亭，每年春节过后，华社领袖们在此隆重举行祭祀仪式，并将敬字亭焚化的字纸灰烬送投大海。

崇文阁有一处浮雕，刻着一口井，旁边有一老者、一孩童。这幅浮雕寓意“学如穿井”，出自《云笈七签》，提醒人们做学问好似凿井，愈掘得深入，就愈艰难，唯有坚持到底，才会有泉水涌出的收获。

（萃英书院。图源：NAS）

在创办崇文阁之后不久，1854年，在距离直落亚逸街仅仅数十米之外的厦门街，陈金声领导创办了萃英书院。这是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中以儒家思想为主的私塾，主要招收家境贫寒的男童，为贫困家庭提供免费教育，人称“义学”。由于萃英书院坐落于厦门街和克罗士街街口，此地段人们俗称“义学口”。

萃英书院的出现，体现了华社对教育的重视。半世纪后，1906年12月，闽帮领袖在天福宫开会，决议“兴办蒙小两所学堂”。1907年4月，溥仪帝师陈宝琛南来视察侨教，推动设立学堂。同年11月18日，兴办了一所属于福建人的学府——道南学堂，所谓“道南”，就是把儒家的传统道德伦理思想传到南洋。再往后，福建会馆陆续成立了爱同、崇福、光华、南侨等校，成为新加坡华校教育的一支生力军。

（道南学校在新加坡福建文化节上演出）

在萃英书院南侧，是成立于1822年的应和会馆，是本地历史最悠久的地缘会馆之一，会员来自“嘉应五属”的梅州、蕉岭、平远、五华和兴宁。应和会馆供奉关圣帝君，有一副对联“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师卧龙友子龙龙师龙友”，横批“帝德无私”。

（应和会馆供奉之关圣帝君。图源：许振义）

天福宫大殿主祀妈祖，有两个配祀神祇，一个是源自福建的医神保生大帝，另一个是“山西一人”，也就是与孔夫子对应的关夫子，即儒教中的关公。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关公读《春秋》，忠义盛誉天下。

有意思的是，天福宫东配殿有一神祇，左边捧印的是关平，右边持刀的是周仓，正中端坐着文伽蓝，蓄有美髯，身穿绣着金龙的绿袍，乃佛教中的关公。同一座寺庙，分别供奉着儒教、佛教的两个关公，相当罕见。

伽蓝殿北侧是画一轩，目前供奉着孔子公。早年的画一轩供奉的不是孔子公，而是关帝画像，象征族群团结义气。殿外挂着“会馆”二字匾额，为“唐人会馆议事之所”，闽帮领袖就是在此处理华社事务，协调商务民事，筹款赈灾。

画一轩曾见证新加坡最早的民主选举之一。1897年4月10日，天福宫选举正副大董事，陈笃生曾孙陈武烈、李清渊、邱新再是当时的侨领，参与竞选。当时采取的是“红豆选举”，设一铁盒，分三格，贴有三人姓名。有选举权的每人分派一颗红豆，各投给一人。63人投豆，陈武烈以47豆的绝对优势当选正大董事，李、邱为副大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