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三时许，城楼下的礼炮余音未散，毛泽东放下手中望远镜，转身交代警卫：“支前模范代表在哪儿？”话音落地，他已大步走向大会堂侧门。
候见区里，戎冠秀把一双因干农活裂开的手悄悄往身后藏。昨晚她几乎未合眼：北京夜风透凉，满脑子却是“该怎么同毛主席说话”。
“这位同志，请坐。”毛泽东进门后没有寒暄，目光很快停在那个灰布衣衫的中年妇女身上，“戎冠秀，对吧？”——一句点名，让她险些站不稳。
五分钟的握手，被记者记录为“简短却热烈”。真实情况更加质朴：戎冠秀只是反复重复一句“主席好”，嗓子却沙哑得发不出完整声音。
毛泽东记住她，并非偶然。早在二年前的城南庄整训会上，聂荣臻就举过“戎妈妈”救护伤员、送三子从军的例子。山沟里的故事，穿过延安窑洞的油灯，被写进野战军政工简报。
往回数，戎冠秀的命运拐点是一九三七年深秋。那天，日军包围平山县，下盘松村夜半起火。她抱着最小的孩子躲进石灰窑，窑口一瓢黑豆是八路军留下的口粮。火光与黑豆，让她对“共产党”三个字有了最朴素的信任。
从此，妇救会、农会、担架队，总能见到她。鞋底一针一线，绣的却是“打鬼子”三个字。深夜纳鞋时，她爱嘀咕：“光脚咋打仗？”一句家常话，把全村妇女拉到炕头前。
一九三八年，她递交入党申请。没文化不会写字，就口述，请丈夫照念。誓词说完，她把烧得通红的火炭掷进水缸，象征“灭私心”。这个细节后来被编成晋察冀军区连队教材。
战争最残酷的考验，落在母亲身上。征兵号角吹响，她先后把大儿李兰祥、二儿李银金、三儿李兰金推到报名桌前。乡亲愕然，她只说一句：“心疼，也得疼在后头。”
邓仕均连长的命，是她给的。四二年扫荡，邓仕均臂骨碎裂，昏倒在山道。戎冠秀背不动，就蹲身当人梯，把他推进洞穴。三日后再去，洞口已结蛛网，里面依稀传来微弱呼吸。十年后，两人在群英会相认，邓仕均只喊了一声：“妈妈！”
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接续。她的担架队在石家庄西南抬过上百名伤员。有人劝她歇一歇，得到一句：“活人贵过钢枪。”这话被前方战士写在枪托上。
天安门的那声“您好”，是她和最高统帅的第一次对话，却不是最后一次。会见结束，毛泽东嘱咐秘书：“寄几本土改条例给戎妈妈，她说想学。”不久，一摞铅印小册子送到胡塔沟，戎冠秀戴老花镜，一字一句读给乡亲听。
五一年，噩耗传来：小儿李兰金牺牲在清川江畔。家中长媳哭晕，戎冠秀擦干泪：“兰金的命换回胜仗，咱不能只顾自个儿的难过。”第二天，她又出现在募捐棚，筹棉被、筹鸡蛋，全部寄去前线。
时间进入七十年代，白杨树已需两人合抱——那是戎冠秀栽在村口给三个儿子送行时留下的树苗。七八年，长孙李耿成在这棵树下宣誓入伍，又把家里第四枚军功章挂到老杨树杈上，闪着旧铜色的光。
八九年夏天，戎冠秀病重。平山县委派专车送她进省城医院，她拒绝：“走到头，也不能麻烦组织。”最后几个小时，她嘴里还念着“部队”“娃娃们”。守护的村干部记录下这句话：“要给子弟兵厚实的后方。”
聂荣臻元帅赶不及奔丧，专门打电报吊唁。他说，戎冠秀用行动证明何为“军民鱼水”。电报转抄到基层连队，许多年轻战士第一次知道，子弟兵还有一位“没有血缘的母亲”。
她走后，胡塔沟的青石巷口多了一块木牌，上书四个字：子弟兵巷。风雨剥蚀，字体变得模糊，却挡不住进出村庄的每一辆军车在此短暂停歇——鸣笛一次，再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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