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18日的南京城中心，几辆挂着“防疫”标识的卡车悄悄驶进原中央陆军医院。车厢用帆布蒙得严严实实，路过的行人只觉得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不久之后，一块写着“华中派遣军防疫给水部”的牌子挂在医院门口。谁也没想到，这块牌子背后隐藏的，正是一座与哈尔滨平房731部队并肩运转的活体细菌试验场——1644部队。
1644部队的本部三面环守，西临扬子江，北眺紫金山，南边则是日军刚刚扩建的飞机场。这样的布局，既方便运输，又能在出现意外时第一时间封锁。宪兵司令部、领事馆、电影院、百货大楼环绕四周，繁华外表之下，真正的目的只有一句话：人在笼中，菌在血里。为了保证绝对保密，所有进出人员必须签下一纸“永久沉默”誓约，连一名普通炊事兵都不例外。
1943年秋，18岁的松本博从熊本县八代登上驶往釜山的运输船。按照征兵令，他是“卫生兵候补”，行前教官拍拍他的肩膀：“小子，好好干，南京需要你。”抵达南京后，他在中山门附近的中央大学医院7号楼接受了数周步兵训练和半年的卫生兵课程，随后被编入1644部队外围警戒组。松本博很快发现，这里和普通医院根本不是一回事：地下仓库堆满奇形怪状的培养瓶，走廊尽头的冷库从不允许未持高级通行证者靠近。
负责站岗的少年兵本以为自己只是看守药品，直到第一次押送七名中国战俘进7号楼。那是一个长宽皆不足一米的铁笼，战俘只能抱膝蜷缩，连脊背都无法伸直。松本博回忆：“他们被塞进去时没有挣扎，反而直勾勾盯着我，像是在问‘为什么’。”七人绝大多数比松本博还年轻，短促又沉默的对话时常在夜里发生。有人低声说：“日军不让我们说话。”松本博只是摆摆手：“小点声，别被军曹听见。”在那座楼里，这算得上最大的怜悯。
三个月后，战俘身上陆续出现发烧、淋巴肿胀等症状。实验设计者正是等待此刻。采血命令一下达，战俘被蒙眼推进处置室。皮带把脚踝紧紧绑在铁台上，麻醉针一推，血液从动脉汩汩流入玻璃桶。不同于医院抽几毫升做化验，1644部队要的是“全量取出”。当最后一滴血流尽，监控操作的军医仍嫌不够。“踩下去，看看还有没有残留。”军医当面吩咐，皮靴落下时发出令人牙酸的钝响。松本博后来用一句极短的话概括：“他们会穿着皮靴踩踏心脏，确认已死。”
尸体很快被推进电气焚烧炉，高温、焦臭、浓烟一起升上南京的夜空。骨灰不得留存，按规定掩埋在军官学校对面的小沟里。就这样，七条年轻的生命，被化作几抔灰烬再无姓名。松本博的警卫记录本上只留下冷冰冰的数字和时间，他却开始夜夜做噩梦。一次，他不自觉地问军医：“这些血用来做什么？”对方瞥了他一眼：“越少知道，活得越久。”那句回答像毒刺钉进心里，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已被绑在同一辆战车上。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同一天，1644部队紧急下令销毁资料、焚烧实验动物、拆除炉体。肩章、笔记、照片——一切能证明部队存在的物件全部集中在玄武湖畔焚烧。松本博混在败军人群中撤离南京，沿铁路、渡海回到熊本老家。回到家中，他只对母亲说了一句话：“我在南京，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年迈的母亲愣住片刻，怒声训斥：“你竟干这种事？”短短一句话，让松本博手足无措。他反复辩解自己没有直接动手，却无法否认亲历。
战后几十年，日本政界有意淡化乃至否认细菌战的存在。松本博沉默了很久，1970年代末，他接受采访时才公开回忆。面对镜头，他说：“那些人没有名字，也没有坟墓。如果我闭嘴，世界就再没有证据。”采访画面播出后，常有人警告他“别再谈了”，也有人指责他“给国家抹黑”。他把威胁信锁进抽屉，却没停止讲述，因为那七张年轻的面孔仍在梦里浮现。
1644部队的规模远不及731，却因其地理位置所处的大后方，更容易掩藏罪行。时至今日，南京原中央陆军医院早已改作他用，实验楼也被拆除，遗址只剩一角老地基。当地老人偶尔会提到当年医院后院那口填平的沟渠，谁也说不清底下到底埋了什么。档案、口供、建筑残片不断被研究人员拼接，可仍有大片空白，证明真相尚未完整揭开。
细菌战不只是少数狂人的疯狂，而是一整套自上而下的军国体制产物。松本博的经历提醒后人：当“机密”二字成为为所欲为的挡箭牌，一个普通少年也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刽子手的帮凶。南京的街道依旧熙攘，可在那场隐秘的黑色实验里消失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二十岁出头，连墓碑都没有。不得不说，让真相被记住，是对他们仅剩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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