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粟裕在山东临沂的指挥部里，手指反复划过作战地图上南线敌军的部署，陷入了沉思……
他面前的对手，是号称“常胜将军”的欧震。这个国民党军的整编第19军军长，正带着31万大军北犯，企图与北线李仙洲集团夹击华东野战军。
二十年前，欧震曾是叶挺麾下的得力副师长，因参与反革命叛乱被擒，叶挺在“军法处置”的声浪中最终松了手。
这个一念之仁留下的对手，此刻成了粟裕在鲁南战场上最棘手的麻烦。
1927年的南昌城，刚经历过起义的硝烟，部队内部却出现了裂痕。
时任叶挺独立团副师长的欧震，在国民党右派的拉拢下，趁着部队向广东转移的混乱，煽动麾下一个营发动哗变，不仅抢走了部队的辎重物资，还打伤了几名劝阻的革命战士。
叛乱被迅速平定后，欧震被五花大绑带到叶挺面前，整个指挥部的干部都怒目圆睁，纷纷要求“按军法处决，以儆效尤”。
彼时的欧震，并非天生的反革命。
他1899年生于广东曲江，早年投身革命，在叶挺独立团中从基层军官做起，凭着勇猛善战一步步升到副师长。
北伐战争中，汀泗桥、贺胜桥战役里，他都带着士兵冲锋在前，身上留下了三处枪伤，是独立团里公认的“猛将”。
叶挺对这个有战功的部下，始终带着几分惜才之心。
叶挺看着低头不语的欧震，又翻了翻手中的卷宗——里面详细记录着他的战功，也写着哗变时他虽参与却未直接动手伤人的细节。
更重要的是，当时部队刚遭遇挫折，人心浮动，欧震的同乡和老部下不在少数，贸然处决可能引发新的动荡。
国民党方面正等着抓革命军队的“把柄”，若传出“擅杀功臣”的流言，只会给敌人可乘之机。
“你跟着我打了这么多仗，就甘心落个叛徒的名声？”叶挺的话戳中了欧震的痛处。
据当时在场的参谋回忆，欧震听到这话后浑身颤抖，抬头说了句：“军长，我知错了。”
叶挺最终的决定出人意料：“撤销一切职务，缴械离队，再敢与革命为敌，定不饶你。”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不小争议，但叶挺坚持认为，革命应给人悔改的机会，只是他没料到，欧震后来会彻底站到革命的对立面。
后来有人说叶挺这是“心软”，可叶挺在战场上向来果断，当年攻打武昌城时，他下令“爬城先登者赏百元”，自己亲自在城下督战，绝不是心慈手软之人。
他放欧震一马，是综合考量战功、军心、战局后的决策，可惜这个决策没能换来欧震的幡然醒悟。
离开革命队伍后，欧震转身投靠了国民党军队，凭借在北伐战争中积累的军事经验，很快在军中站稳脚跟。
他不像其他国民党将领那样争权夺利、贪腐成风，反而治军严格，打仗时格外谨慎，逐渐得到蒋介石的注意。
抗日战争爆发后，欧震迎来了晋升的机会。
淞沪会战中，他担任第4军军长，带着部队在蕴藻浜与日军血战七天七夜，部队伤亡过半仍死守阵地，创下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罕见战绩。
武汉会战、长沙会战中，他多次担任主攻任务，虽未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每次都能完成防守任务，被蒋介石称为“可靠之将”。
1944 年，欧震晋升为第 27 集团军副总司令，就此跻身国民党军的核心骨干序列。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时期，欧震得到重用，出任军长。蒋介石之所以将南线主力的指挥权交予他，正是看重其 “稳扎稳打、齐头并进” 的作战思路。
1947 年年初，国民党方面发起 “鲁南会战” ，集结 31 万兵力进犯山东解放区；作为此次进攻的主力，欧震所率的整编师一步步逼近临沂，态势极为嚣张。
欧震清楚华东野战军的实力，知道如果不做准备一定会战败，于是制定了极为保守的战术方案：部队每日的前行速度像是“蜗牛慢爬”，整编师之间还紧密靠拢、不留间隙，根本不给粟裕丝毫分割围歼的可能性。
这种“刺猬战术”让粟裕最初的作战计划难以实施，华野几次试图引诱敌军突出一部，都被欧震识破，南线战场一度陷入胶着。
此时的欧震，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冲动哗变的副师长。他凭借多年的战场经验，成为粟裕最头疼的对手。
蒋介石对他寄予厚望，多次发电鼓励，称他“若能拿下临沂，可立不世之功”。
欧震也志得意满，在给部下的训话中宣称：“此次必让华东共军无立足之地。”他没意识到，自己的“稳”，在粟裕眼中也藏着致命的破绽。
1947年1月31日，欧震麾下的南线部队启动攻势，其密集的兵力排布如同一张缓缓收紧的合围网。
粟裕主持作战会议时，盯着地图剖析局势：“欧震是想跟我们打消耗战，这圈套咱们不能钻。他兵力虽多但指挥协同松散，各整编师彼此提防、缺乏协同——这正是他的死穴。”
彼时北线李仙洲集团推进迅猛，已然攻占莱芜，粟裕随即定下大胆方略：主动放弃临沂，主力隐蔽向北机动，先围歼李仙洲集团，再回师应对欧震。
为了迷惑欧震，粟裕部署了一连串疑兵之计：留两个纵队在临沂以南伪装成主力部队，摆出决战架势；又让地方武装在运河架桥、在黄河边筹集渡船，营造出华野即将西渡黄河的假象。
欧震果然落入了迷惑之计：他既看到临沂外围有 “华野主力” 顽强布防，又得知 “共军” 在筹备渡河，当即急电蒋介石称 “共军伤亡惨重、战力枯竭，正预备溃退”。
1947 年2月中，粟裕率领部队主动撤离临沂城，欧震捡了个“大便宜”狂喜不已，立刻向上谎报 “临沂大捷”，声称 “一举歼灭共军 16 个旅”。
蒋介石与陈诚被这份掺水的捷报冲昏了头，当即严令北线的李仙洲集团继续向南推进，妄图实现南北夹击的作战部署。
而此时，粟裕率领的华野主力早已顶着凛冽的严寒，昼夜不停向北急进，已经完成了对李仙洲集团的合围布势。
直到2月20日莱芜战役打响，欧震才意识到自己中了计。
他急忙下令部队北上增援，可此时他的部队分散在临沂周边，调动起来耗时费力。等他的先头部队赶到泰安时，莱芜战役已经结束，李仙洲集团5.6万余人被全歼，李仙洲本人被俘。
欧震站在泰安的指挥部里，看着前线传来的战报，脸色惨白。
他想，自己的“稳扎稳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固步自封”。在粟裕的灵活战术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莱芜战役后，欧震的南线集团成了孤军，被迫向南撤退。此后他虽仍在国民党军中担任要职，却再也没能重现当年的风光。
1949年，国民党战败，灰溜溜地前往台北落脚，一同前去的欧震最终在1969年于台北病逝。
他的一生，始终在“战功”与“选择”中摇摆，北伐时他是革命的功臣，叛变后成了国民党的干将，最终在历史的洪流中黯然退场。
叶挺当年的宽恕，是给了欧震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粟裕后来的智取，是让历史做出了最终的评判。
欧震并非无能之辈，他的军事才能在抗日战争中得到过证明，但他选错了政治立场，最终只能成为解放战争的“背景板”。
历史的岔路口，一次选择就可能扭转人生。
个人的能力再强，若站错了队伍、背离了人民，终究会被时代抛弃。
那些能被历史铭记的人，从来都不是靠投机取巧，而是靠坚定的信仰和正确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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