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2月,北京的夜来得早,华灯初上时钓鱼台国宾馆的宴会厅已经座无虚席。廖承志拄着手杖步入会场,身形消瘦,但精神尚好。这场小范围的答谢宴,主要是为几位长期支持中国侨务工作的海外友人而设,他坚持亲自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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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过三巡,服务员端上一盘红烧肉。医生早已下过死命令:高脂食品要敬而远之。廖承志却突然指向大门,微扬眉梢问妻子经普椿:“阿普,你看谁来了?”她下意识回头,门口却什么也没有。再转过来时,盘里少了一块肉,廖承志正若无其事地用手绢擦嘴,轻声说:“只是白葱,味道不错。”

外宾发出会心的笑声,空气立刻松弛。经普椿虽明知被“戏弄”,仍只是轻叹一句:“又顽皮了。”一句“顽皮”,倒像是把人拉回半个世纪以前。那时,他是险象环生的地下党员;她,是时常守在母亲何香凝身旁的邻家女孩。若非那段烽火岁月,他可能不会如此珍惜舌尖上一点荤香。

廖承志身体不好,原因不难解释。1908年他出生于家国风雨之中,二十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自嘲“命里注定与牢房结缘”。父亲廖仲恺在1925年遇刺,母亲毅然扛起旗帜,他必须接力。母亲给他取名“承志”,意思再明白不过:承继父辈之志向。

1928年,他奉命赴德国,改名换姓,出入码头、工会,行色匆匆。那段旅欧经历为他储备了与西方侨领打交道的本领,也让他染上胃疾。1931年,“九一八”枪声传到巴黎,母亲何香凝立刻回国抗日。次年,廖承志抵达上海,担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活动必须隐秘,他索性搬到僻静处,连母亲也常年“单线联系”。

1932年的某个午后,他回母亲寓所取资料,恰巧与经普椿撞个正着。母亲见两人互致寒暄,只轻描淡写一句:“远房侄儿。”其实是亲生儿子。上海白色恐怖正浓,身份一旦泄露,整个联络网都会暴露。年轻姑娘并不知情,但那位“侄儿”眉宇间的从容,已在她心里刻下印记。

一年后,叛徒王其良出卖同志。1933年3月28日傍晚,廖承志在山西路暗号点被捕。为了让外界知道自己落网,他故意请求探访“远房亲戚”,把警察带到母亲住处。经普椿夜半听见动静,随父亲经亨颐赶上楼,才发现“侄儿”竟是双手带铐的革命者。她怔住,廖承志却镇静地抬眼,用目光示意“不要声张”。这是两人第二次见面,硝烟味比初见更浓。

何香凝、宋庆龄、蔡元培等人随即发起营救。几天后,廖承志脱险出狱。上海弄堂的旧木门内,草药味与咖啡味混在一起,经普椿开始经常出现。年轻人谈信仰,也谈诗画;谈侨民运动,也偶尔谈一句未来。可革命并不允许浪漫蔓延。组织命令到达——赴中央苏区。临别,他递上一封短短的信:“若真爱我,请等两年。”语气朴素,却重如千钧。

两年,最终拉长成四年。期间,他转战川陕,参加长征,朝不保夕;她守着上海租界,照料年迈的何香凝,等待漫长且沉默。1937年,日军炮火覆盖黄浦江口,淞沪会战爆发,他偷偷回沪探母,见到她的那幅安静笑容。廖承志第一次试着调侃:“要感谢当初那些巡捕,不抓我,你我哪会结识?”女孩脸颊微红,一切尽在不言中。

1938年1月11日,香港未理森三堡的小花园里,他们举行了简陋却热烈的婚礼。宋庆龄亲自作证,潘汉年递上祝辞。婚后,两人一起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工作,联络南洋侨胞,筹集抗战物资。三年后,廖承志再度被国民党拘捕。经普椿带着老人和孩子,奔走于重庆、桂林、延安之间。有人问她苦不苦,她答:“他若在,苦也甜。”

1946年,廖承志获释。家人迎到桂林小站,三年零九个月的别离,在一个长长的拥抱里悄然终结。1949年10月,天安门广场礼炮隆隆,他和妻子站在人群里,没说话,但握得更紧。

新中国成立后,廖承志先后主管统战与侨务,奔忙于东南亚、日本、美洲,长期与时差为伍。经普椿随行整理资料、接待侨领,夫妻俩像两条相互交织的航线,忙而不乱。有意思的是,哪怕在最正式的宴会,廖承志仍保留少年心性——偶尔偷尝几口不能吃的菜,再用玩笑话化解妻子的“追责”。外宾因此对这位中国部长多了一层亲切印象。

1983年6月10日凌晨,廖承志在北京医院病房辞世。病床旁,桌上压着前一晚未看完的材料,也压着一张便笺:提醒自己“戒烟,少荤”。经普椿伏在他的臂弯,泣不成声。十四年后,她静静离去。子女在讣告里写道:“母亲只是去赴一场迟到的约会,父亲那边,应当还有座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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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究竟有没有人?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声“你看谁来了”,凝住了两个人半生的默契,也凝住一段不同寻常的革命夫妻情。在众多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里,那其实只是一粒小小的酒席插曲,却将铁血与温情浓缩得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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