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任务
就在朱枫盼望着早点结束在香港的工作，回到内地去与家人团聚、 全身心投入新中国怀抱的时候，一个新的工作任务正悄悄地向她走来。
这是那个非常年代里一项光荣而又有特殊意义的重要使命，也是一次 艰巨、危险、有可能会付出巨大代价的生死闯关。
“1948年底，我部上海电台被敌人侦测破坏，我和几个同志于 1949年初奉命先后从上海撤至香港。
朱枫闻讯后，请我和她相识的小 黄看了一场戏。
5月上海解放，潘汉年同志来电报，要董慧(潘汉年夫人) 和我返沪，我因有未了事宜，耽误了几天，不料，蒋美对上海进行封锁， 航运中断。张唯一同志决定我乘贸易部门与解放区做生意的船经青岛 回上海。
那天，是朱枫送我和侯德华上船，并介绍我与带队的属上海 市委的万景光同志相识，一同返沪。此后即未与她见面。”
他和妻子冯修蕙都是广东人，在粤港的社 会关系很多。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的这对年轻伉俪，因为抗日救亡 而走向革命，早在学生时期就加入中共。
朱枫是何时认识万景光的，又是怎样通过他接受了那项重大又秘密的使命?
从现存资料中寻找有关朱枫和万景光的联系，有确切线索可寻的便 是以上刘人寿的这段谈话。
“小万”,这位在国民党保密局人员眼中“妖魔化”了的人物，被 他的对手们称为“中共对台湾秘密工作的魔手”、“中共对台湾工作的 主角”,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他如何出现在朱枫人生历程的转折关口并施以了怎样的影响?
冯修蕙女士出身富商名门，其父冯少山长期担任广东商会会长， 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会人之一。
早在抗 战之初，“千金小姐”冯修蕙就和她的复旦同学万景光，作为“两广 同学抗敌后援会”的骨干，在中共上海党的领导下，为上海人民支援 新四军、向抗日武装输送募捐款和各类物资奔走呼唤，跟国民党、三 青团中的顽固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夫妇 俩奉命转移苏(州)常(熟)太(仓)游击根据地，继续为党工作。
抗战胜利后，万景光积极投身上海的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12月30 日在上海科学社召开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大会，创会代表有马叙伦、 周建人、许广平、雷洁琼、刘大杰、柯灵、赵朴初等二十六位知名人 士，冯少山和万景光都名列其间，恐怕他俩是“民进”创会者中唯一 的一对翁婿了，可见当时还是“小青年”的万景光的活跃程度和在这 些社会贤达与各界名流中的影响。
正是因为他的工作能力和社会背景， 万景光被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派往香港建立上海局联络点(办事处), 时在1946年底。
冯修蕙老人介绍说：
万景光到香港后，利用其父执吴叠卿在香港 开设的永春堂药店作为通讯联络点，并在摩利臣山道26号租房作为 宿舍和办事处；职业掩护方面，万景光通过岳父冯少山的友人、曾任 “国大代表”的陈大勋律师的关系，同陈在香港德辅道合开了一家荣 记行(后改为国新公司),自任副总经理以便公开活动。
冯修蕙本人是1947年三四月间抵港的，担任办事处的机要工作。 这位当年中共上海局驻港办事处的女机要员，谈起那段为迎接全国解 放而加紧工作的日子，声调平和而饶有兴味。
她说，1948年3月钱瑛 同志来香港筹办白区干部学习班，到办事处的那天早晨，她正在厨房 的煤炉旁点火，因为从未干过这样的家务活，弄得两手漆黑、 一屋子 煤烟，人也被呛得披头散发、泪涕交流。
不速之客的钱大姐站在门外， 笑着对她说：“万太太，早知道你这样狼狈，我把上海的煤油炉子带来就好了。”
满头银丝、南国口音很浓的冯修蕙老人告诉我：
“当时秘密工作 的要求很严，同志间多是单线联系，万景光和谁来往，我从不过问， 景光也从来不说。
办事处工作人 员很少，有一处秘密电台，设在另外一个隐蔽点上。报务员是一位从 八路军中调来的北方汉子，姓田。这位老田同志一句广东话也不会说， 因此从不出门。他也自做饭菜，‘厨艺’比我还差，曾闹过土豆不削 皮就切成丝下锅炒的笑话 …… ”
当我问及上海局驻港办事处的对台联络工作时，修蕙老人回忆说：
1948年3月，张执一同志曾去台南市跟台湾地下党 的何世平会面并布置工作。
同年5月，台湾地下党领导机构——台湾省 工委(‘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简称)专程来香港石塘嘴参加华东 局主持的台湾工作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形势估计和台湾解放的几种 可能方式和相应的任务》的决议。
会后，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到摩利臣山 道向刘晓、张执一等同志汇报。蔡孝乾回台后，向台湾地下党进行了传 达并派交通来港联系工作。
这以后，配合解放战争势如破竹的发展形势， 对台的情报和策反工作，成了办事处工作的重心。”
修蕙老人接着回忆：
1949年初春，上海局通过何世平的父亲、老 同盟会员、国民党“立法委员”何遂，同时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的 吴石中将建立了联系。
同年6月，吴石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在随国民党政府迁台前曾来香港，万景光代表党组织同他会晤。
不久，吴石 又派副官聂曦来香港送情报。由于吴石在国民党军政界的特殊地位， 这样的联系方式所冒风险太大，必须从香港派可靠人选去承担起秘密交通的任务，因此上海局驻港办事处才开始实施这项重要的工作。
鉴 于这项工作的特殊机密性，除了万景光和他必须请示的上级领导以及当事人外，谁也不知情。
“朱枫的名字，我是在烈士牺牲以后才听说的。在我的记忆中，没 有见过她。
她去台湾联系的两个人，吴石与蔡孝乾，我只见过蔡孝乾， 就是在那次台湾工作会议以后，蔡孝乾来办事处汇报工作时见到的。蔡 孝乾此人个子高高的、白白的脸庞，四十来岁，听说在党内的资格很老， 是台湾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参加过长征。”冯修蕙老人如是说。
万景光、冯修蕙夫妇(1950年代 在北京)
但从以上的介绍和其他相关的线索、资料中， 我们还能够大致地“链接”起朱枫接受赴台任务时的一些情况：
一、朱枫和万景光的工作联系，应在1949年上海解放后刘人寿 自香港返沪之前，因为朱枫送刘人寿上船时曾介绍万景光与之相识， 她本人当同万已有所接触。
另据有关资料，万景光在1949年初春也 回过一次上海，他同吴石的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次返沪时通过已跟共 产党合作的何遂安排进行的，冯修蕙所说同年9月吴石来香港，应是 吴与万的第二次会晤。
当时福州已经解放，吴石到了广州，接到了被 委以“国防部参谋次长”的新任命。他在去台赴任之前还来香港同中 共联系，可见其倾向革命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当时万景光即向吴石 表示：台湾是国民党退守的最后据点，希望他为“解放战争的最后一 仗”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也许诺，中共方面会派出联络人员去台湾 跟他接应，时间不会很迟。
二、朱枫家书中最早提及与台湾有关情况的，是1949年2月18 日给陈宜的信，信中朱枫向陈宜询问其妹阿菊和妹夫王朴在台湾的消 息，对这两位随国民党机关迁台的亲属表示了关切。
朱枫此举是出于 单纯的人之常情，还是兼有为日后接受任务而埋下的“伏笔”,我们 不得而知。
确切的是当时已任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的女婿王 朴(又名王昌诚),不久就有了回音，说阿菊于年初生了男孩，欢迎 婆婆去台小住，并为朱枫办好了入台的手续。
朱枫在同年9月24日 致朱晓光的信中有这样的话：“阿菊夫妇很想我去，入口证也寄来了， 真是幻想。”
如按字面理解的话，这时的她似乎还没有去台的意思。但 到了10月7日致晓光的信中，她的口气就有了变化：“兄尚须去菊处小住，须两个月方与妹聚首，请勿为兄操虑，保健为要!”
这里的“兄” 是朱枫自称，“妹”代表晓光，“去菊处小住”指她已接受了去台湾的 任务——显然，有继女阿菊和女婿王朴这样一个合法的掩护身份，为 她赴台履行秘密使命创造了最理想的客观条件。
那么,任务是不是在 9月24日至10月7日这十来天内下达的呢?
三、要回答这个问题，先来看徐雪寒同志的一段回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参与接管工作，才知道朱 枫已调香港工作。
六七月间，接到她的来信，说华东局有关 部门要调她到台湾去，问我的意见。
我知道多年以来，为了 革命工作，她与爱人和女儿天各一方，渴望回来团聚。
我答 复她说：可以将个人愿望如实向组织说明，但最后还应服从 党的决定。以后就没有再得到她的信息。
9月，我的爱人带领一家老小回到上海，告诉我朱枫已 奉命将去台湾，临行前将两个男孩托她带来大陆。朱枫终于 像人民解放军那样慷慨从命。我们敬佩她并默默祝祷她工作 顺利，平安归来。
按徐雪寒的说法，早在1949年六七月之前，朱枫已经知晓有这 样一个任务。
如果雪寒的说法成立，朱枫9月24日致晓光信中说的“阿菊夫妇很想我去……真是幻想”这句话中的“真是幻想”四字，应是 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者是“虚晃一枪”的掩饰之词，因为在这 次行动中，组织上为了保密已作了对外宣称“调朱枫回上海”的安排， 她自己也于9月初将身边的两个男孩子托徐雪寒夫人朱光熙带回大陆。
因此可以作这样推测：朱枫对于接受这样一个重大而又危险的任务， 是有一个思想斗争的过程的，也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并非是仓促和 匆忙间的决定。
四、1949年4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天险以后，以 排山倒海之势横扫盘踞中国南部的国民党残余势力。
虽然当时人民海军与空军尚未建立，对国民党控制的沿海诸岛一时还鞭长莫及， 而且蒋介石把自己的大本营已移到台湾，凭借着海空优势加强了守 备力量，但一心“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毛泽东还 是抓紧了解放沿海诸岛和进攻台湾的部署，同年10月下旬和11月 初先后发动了夺取福建沿海金门岛和浙江沿海登步岛的战斗。
两场 仗打下来，部队损失惨重，跨海作战的难度使中共的决策者们进一 步认识到了技术条件和其他准备工作必须充分的极端重要性。在这 样的情势下，担负着配合军事行动的情报和策反工作，也就更加紧张、 急迫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总之，在1949这个同每个中国人的未来都休戚相关的“两种 命运的决战”之年，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 全国性胜利，祖国的统一大业有可能随着“解放台湾”这个目标的 实现得以完成的时候，
朱枫这个经历了十多年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 的共产党员，因为所处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切合，成为当时中共华东 局对台工作委员会派遣赴台情报联络员的理想人选——正是这个带 有历史必然性的行动，因其“隐蔽战线”的特殊工作性质，让主人公在一路坎坷与艰辛中追求光明和进步的平凡人生，揭开了最 富有传奇色彩的章节。
她也用巾帼不让须眉的过人胆识、 满腔热血和忠诚，在这场极不寻常的生死搏斗中谱写了一曲巾帼英 雄的慷慨悲歌。
从人生遭逢的意义上来看，这既是一种时代的“差 遣”、命运的“抉择”;也是她见义勇为、果敢无畏的个性，在“使 命”和“崇高”这两块万古不朽的试金石上，撞击出了生命中最耀 眼的火花。
因此，10月7日那封写给晓光的信中，朱枫报告了自己“尚须去 菊处小住”的行踪后，随即以劝勉和安慰的语气，对翘首盼望她回沪 团聚的爱人说：
两月后，我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并以此告沈女 (沈女，即女儿晓枫。——引者注)。……妹如须去别处，请 勿为我滞行。
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即使我 来了你已北行我绝不怪你)更重要的应先去做。
与数月前去信征询老领导徐雪寒的意见已有所不同，此刻朱枫明 确表示了“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先去做”——显然， 她“像人民解放军那样慷慨从命”的主意已经拿定，我们的主人公义 无反顾地接受了由万景光传达的上级党组织的秘密使命：
赴台与担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将军联系，密取由吴将 军提供的情报；她的另外一个联系人，则是台湾地下党的负责人、省 工委书记蔡孝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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