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夏天，国民党保密局的会计处收到了一张把经办人吓得手抖的批条，上面只有寥寥几个字：“支发谷组长正文营养费每月八百元。”
这事儿要是放现在，可能大家觉得没啥，但在那时候的台湾，这就是个天价。
要知道，当时败退到岛上的军政人员，穷得都快当裤子了，连个副局长级别的薪水都不到六百元。
这哪是发营养费啊，简直就是发横财。
这钱是谁批的？
大特务头子毛人凤。
给谁的？
有着“活阎王”外号的谷正文。
但这八百块钱买回来的可不是什么牛奶鸡蛋，而是两条人命。
或者说得更直白点，这是用人血染红的“投名状”。
这笔钱背后，牵扯出的是中共安插在台最高级别的潜伏者——“密使一号”吴石中将，以及那位亲手把台湾从黑暗中拉出来、点亮电灯的实业家刘晋钰。
在这个被恐惧笼罩的孤岛上，有人为了信仰连命都不要了，有人却为了这八百块钱，把良心喂了狗。
把时钟往回拨半年，那时候的台北，空气里飘的不是海风味儿，是一股子发霉的焦躁。
蒋介石刚丢了大陆，正把一肚子邪火往情报系统头上撒。
毛人凤的日子那是相当难过，他这个局长位置坐得跟过山车似的，随时可能翻车。
蒋介石要的是潜伏名单，是“共谍”的人头，不是那一堆废话报告。
毛人凤心里跟明镜似的，要是再抓不到像样的“大鱼”，下一个被清理的搞不好就是他自己。
他给手下那群饿狼下了死命令：“找不到匪谍，你们就是匪谍。”
在这种高压锅一样的环境里，人性里最脏的那部分就被挤出来了。
谷正文，这个后来被人骂是“蓝衣社余孽”的狠角色，鼻子比狗还灵，瞬间闻到了血腥味。
他才不管什么正义不正义，他只要一个能让他飞黄腾达的机会。
别说，这机会还真让他给碰上了，而且是个捅破天的大机会。
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了。
这位本来是走过长征的老资格，结果再酷刑和美女的诱惑面前，骨头软得跟面条一样。
他在供词里吐露了一个吓死人的代号——“吴次长”。
整个保密局都懵了。
吴次长，那就是吴石啊，当时是“国防部”参谋次长，扛着中将军衔。
这可是能直接参与最高军事部署的核心大佬。
谁能想到，蒋介石身边的“诸葛亮”，竟然是共产党安插在心脏里的一把尖刀？
毛人凤拿着供词的手都在抖，不是怕，是激动的。
抓个小鱼小虾顶个屁用，抓个中将，这功劳够他吃一辈子的。
但他也不敢乱来，吴石资历太深，又是桂系背景，手里没铁证，抓了就是政治事故。
这时候，谷正文的阴毒劲儿就派上用场了。
他没直接冲进吴府抓人，而是像条毒蛇一样躲再暗处盯着。
他盯上了一个行踪鬼鬼祟祟的女人——朱枫。
朱枫是华东局派来的交通员，专门负责取情报。
谷正文在她被捕后的随身包里，翻出了一张看着普普通通的“特别通行证”。
那张纸上的签发人落款，赫然写着俩字：吴石。
这哪是签名啊，这就是吴石通往刑场的单程票，也是毛人凤和谷正文通往高官厚禄的入场券。
1950年3月1日，这天台北的雨下得挺大。
吴石在家被带走的时候，甚至都没来得及跟老婆道个别。
他穿着整整齐齐的军装，脸上一点表情没有，好像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在之后的审讯室里，面对那一堆证据，这位将军硬是一声不吭。
他心里清楚，多说一个字，就可能多害死一个同志。
为了把这案子办成“铁案”，毛人凤那阵子几乎是住在军法处。
他太需要这场胜利了。
6月10日，死刑判决下来了。
据说蒋介石在看那份名单时，在那张著名的行刑照片前愣了好久，最后只冷冷蹦出四个字：“干得干净。”
吴石倒下了，成了震惊中外的“吴石案”。
毛人凤的位置算是保住了，而谷正文，因为“挖出毒瘤”成了局里的大红人。
那笔每月八百元的“营养费”，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批下来的，说是奖励，其实就是买命钱。
对谷正文来说，这钱不仅是奖赏，更是尝到了甜头。
这野兽一旦尝到了血腥味，哪那么容易收手？
拿着这笔巨款，他在宿舍里喝着酒，心里盘算的却是：既然杀人能换钱，那干嘛不再杀一个？
这一琢磨，他就想到了另一个人——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
如果说吴石是藏在暗处的利剑，刘晋钰就是那个在废墟上重建光明的工程师。
人家是留法的电力专家，抗战时候就在枪林弹雨里抢修电厂，到了台湾，更是把那个被炸得稀巴烂的电力系统，通过一根根电线重新连了起来。
但他有个“致命伤”：他是福建人，是吴石的老乡，而且他好几个儿子都在大陆加入了共产党。
这在谷正文眼里，就是送上门的“肥肉”。
但刘晋钰不是军人，也没有直接的情报交易证据，怎么定罪？
谷正文这人太损了，想出了一招极度缺德的“钓鱼执法”。
他利用蔡孝乾供出的那点只言片语，伪造身份，冒充是大陆来的联络员“郑先生”的手下，直接大摇大摆进了台电大楼。
那是1950年的春节前后，刘晋钰见到这个自称带着组织任务的年轻人，一点防备都没有。
你想啊，出于对老家和孩子们的思念，再加上同情，他在对方走的时候，塞了一千块旧台币给人家当“盘缠”。
就这一千块钱，成了他的催命符。
谷正文拿到钱，转身就去吃了顿庆功宴。
没过几天，几辆吉普车直接堵在台电门口，刘晋钰刚下班就被塞进了车里。
审讯室里，谷正文把那一千块钱往桌上一拍：“这就是你资助匪谍的证据。”
刘晋钰看着这个曾经喊自己“刘伯伯”的年轻人，瞬间啥都明白了。
但他没求饶，作为一个读书人，他保留了最后的体面。
1950年7月17日，台北马场町刑场。
这一天，绝对是台湾历史上最黑的日子之一。
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个人被押去刑场。
而在同一批或者紧随其后的清洗名单里，刘晋钰的名字也被红笔画了个叉。
行刑的照片后来被解密了：吴石将军昂首挺胸，眼神里透着一股子看不起人的劲儿；而刘晋钰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保持着工程师的斯文，只是那双修好了无数电灯的手，被粗麻绳死死地反绑在背后。
枪声一响，啥都结束了。
毛人凤拿着结案报告去邀功，保密局上下跟过年似的。
谷正文拿着那每个月雷打不动的八百元“营养费”，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滋润，甚至在晚年写回忆录的时候，还不要脸地炫耀自己的“战绩”。
但他可能这辈子都想不明白，他杀死的不仅仅是两个人。
吴石带走了一份从来没递出去的绝密海防图，那本可能是解放军登陆台湾的关键；刘晋钰倒下后，台湾电力系统的很多核心技术一度停滞，那些原本该照亮更多家庭的灯光，晚亮了好久好久。
几十年过去了，当我们重新翻开这份已经发黄的《吴石等叛乱案》卷宗，你会发现，字里行间透出的那股血腥气，到现在都刺鼻。
这里头没有什么复杂的谍战大片情节，只有最赤裸裸的人性博弈。
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他们在最黑的时候，依然选择变成光；而小人之所以是小人，是因为他们为了八百块钱，就能把光给掐灭了。
如今的台北马场町，早就变成了纪念公园。
每当晚上万家灯火亮起的时候，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的，这里曾倒下过一位想把地图送回家的将军，和一位只想让大家都用上电的工程师。
2007年，97岁的谷正文病死在台北，临死前身边只有一个养女，那张800元的收据早就烂在档案里，只留下满身洗不掉的血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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