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老师，主席请您进书屋。” 1975年5月18日深夜，值班警卫轻声递出这句话的时候，北大讲师芦荻手心已经渗汗。她对即将见到的“学员”只知道一个代号，却不知道这是一次怎样的考试。
离开未名湖前，芦荻刚把《昭明文选》里的残卷标点完毕。那日午后，一纸调令把她从图书馆挪到一辆不挂车牌的吉普车里。车窗外的北京城灯火稀疏，车厢里只剩发动机低沉的轰鸣。她想开口，司机只是摇头，连一个眼神都守口如瓶。那三十分钟像一场无声的长跑，等到车灯扫过新华门石狮，她才明白真正的课堂才刚刚开始。
菊香书屋的门推开，墨香混着桂花味扑面而来。屋内灯光并不亮，却能看出满墙书脊因指痕形成的深浅色差。最靠窗的位置放着《资治通鉴》缩印本与《汉魏丛书》，封面微微翘起，显然常被翻阅。芦荻还在打量，深色睡袍的毛泽东已从椅背前坐直，带着明显的湖南口音说：“今晚翻刘禹锡可好？”这并非问候，更像临场点题，任何紧张在此刻都化作对学问的本能回应。
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芦荻熟而能背，可在念到“故垒萧萧芦荻秋”时她仍怔了一下。毛泽东含笑点头：“你的名字就在诗里。”一句俏皮的提醒，顷刻击碎了隔阂。后来回忆这场邂逅，她坦言：那一瞬间，学生和老师的位置悄悄调换，自己不再单纯是解惑者，而成了对方布下的文字迷局中求证的旅人。
接连四个月，两人经常在夜色最浓的时候开卷对谈。主题飘忽：先从《楚辞》里的天问谈到《汉书》中的功业，又从《红楼梦》第七十四回转向庐山会议里“讲真话”的考验。芦荻记得一次读到《后汉书·黄琼传》，毛泽东用铅笔在旁批下：“知识分子清高易，济世难。”当她低声读出批语，毛泽东放下茶杯道：“纸上好写，身上难行。”这五个字让芦荻喉头一紧，突觉自己日常宣讲的经学义理在此刻都变得干涩。
有意思的是，对芦荻而言最具冲击力的并非诗文考校，而是史实与现实的瞬间勾连。某晚读《南史·陈庆之传》至“七千破三十万”一节，毛泽东指着行间写下“粟裕 孟良崮”四字，随即抬头询问：“战例能否相互参照？”一句话把南北朝的兵法与解放战争的战术绑在一起，芦荻当场翻遍脑海中的战略要点，仍找不到更清晰的答复。那天夜里她第一次意识到，二十四史不只是象牙塔里的章句，更是决策者手边的兵棋推演图。
学问的较量并不永远温和。七月酷暑，芦荻读《旧唐书》时误把“吐蕃”念成“吐番”。毛泽东把铅笔轻轻敲在茶几，示意她停下：“念波——藏族自称之音。”房间顿时安静。短短两个音节让芦荻后背渗出细汗。第二天她翻遍馆藏、确认发音源流，才稍稍平复。这段插曲后来被她写进侍读笔记，标题只有四字：“音误之惧”。
值得一提的是，菊香书屋里随处可见的批注像无数闪光的隐线，把古籍与当下缠成网。芦荻曾统计过，毛泽东在《三国志》关羽条下留下十二处短评，大多关乎人事得失；而在《后汉书》窦宪传旁却只有一句：“盛极而衰。”她揣摩良久，最终写下评语：当代政治家读史，最怕的是忘了“盛”之后还有“衰”。
九月下旬，保健医生接连三次提醒休息，毛泽东才不情愿地合上书。临别那夜，他从架上取下1931年入手的《楚辞集注》，扉页标着“长沙府正街旧书店 三角洋”。书递到芦荻手里，他只说一句：“书易得，读难得。”简单五字，却重如足尺大钟。那天灯灭得很晚，走廊尽头仍有警卫打着哈欠巡逻，空气里弥漫墨香与中药味。
离开中南海后，芦荻回到北大继续讲《文选》，却不再满足于词章训诂。课堂上她常举庐山会议或抗美援朝做例子，把历史叙事和现实关照并置，学生时而茫然，时而恍然。她理解这种落差——自己也在那个小书屋里经历过。遗憾的是，关于那四个月的细节她多年闭口不谈：保密条令在先，更重要的是，对话尚未完结。
1994年，毛泽东诞辰百年，芦荻才公开部分侍读日记。纸张泛黄，字迹瘦硬，读来几乎能听见凌晨三点的台灯嗡鸣。一位读者在书评中写道：“毛泽东似用批注与未来交谈，而芦荻不过是第一个响应的人。”这句评语传播开来，却无法完全概括她的真实感受。她在日记末页补了两行：“入书海易迷航。幸而灯火相照。”那行字写得并不工整，却足以为这段特殊的师生缘画上句点。
2015年秋，芦荻病逝。遗物中除了毛泽东批注的二十四史影印本，还有一张折痕斑驳的便签，上面写着：“读史勿泥古，问学在躬行。”旁人很难断定这句究竟来自芦荻，还是来自毛泽东；但对它的拥有者而言，谁是作者或许并不重要——灯火映照的那场深夜对谈，已经让师与生的界限模糊。后人从中能得到的最有价值的提醒，大概也只有一句：知识若不能与时代对话，再厚的书页也只是灰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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