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深秋，我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整理文件，刚拿起一份材料，就听见毛主席说，我只管两个半人，那会儿手里的笔记本差点掉地上，陪他散步的是个陕北口音的年轻人，叫高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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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的故事得从1943年说起，那会儿他还在绥德师范念书，听说毛主席在延安，就一路走，走了七天山路，脚上磨出血泡，结了痂，鞋也裂了，就是想亲眼看看书里说的那个人，后来他被分到机要科，天天搬着铁皮箱子处理密电，做梦都怕错一个字，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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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过他穿那件补丁挨补丁的坎肩，七八个口袋塞着钢笔、手表、发报机的零件，有次主席散步时突然问，这玩意儿是不是像钟表匠的工具袋，高智脸都白了，主席却笑着拍他肩膀说，实用就行，别管样子，这话让我想起后来在湘江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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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主席回长沙，非要去游泳，江水又浑又急，身边的人谁都不敢开口劝，高智就按他的意思，只带了几个贴身警卫，事后我问他怕不怕，他摸了摸坎肩口袋，说领导想干啥，咱就盯着点，别出岔子，不该问的就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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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走那天，主席跟他说，替我去看看黄河，高智在陕西待了十四年，每年寄一罐小米到中南海，最后一回回信就四个字，安心工作，2016年我见他时，他指着那张发黄的调令，说那半个人啊，话没说完，就拿眼镜布擦起眼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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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整理档案时发现，主席1976年去世前三个月，高智刚交过一份黄土高原的民生报告，报告最后一页有铅笔写的“黄河水清了”，那几个字被人一遍遍描过，深得像要扎进纸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