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初春的一天，东四胡同里还带着寒意。叶剑英刚听完工作简报，端起热茶，廖承志俯身低语：“叶帅，马万祺来信，说小恒和荣毅仁的女儿智婉相恋了。”叶剑英眉梢一挑，笑声爽朗：“马、荣两家结亲？这桩婚事，我赞成！”短短一句，定下了两位爱国实业家儿女的终身大事，也为后来一段佳话埋下伏笔。
叶剑英的痛快表态并非出于礼节，而是对马万祺多年情义的回馈。时间往回拨到1950年，那年五月，港澳各界观光团从广州启程赴东北参观。团里有位气宇轩昂的年轻人——马万祺。观光团抵达广州迎宾馆时，叶剑英特意前来接风。他握住马万祺的手，用略带粤语口音的普通话说：“你为抗战出过力，党不会忘记。”一句肯定，让马万祺热血上涌，回房即兴写下《将赴东北观光首途广州》，把这位元帅的平易刻在诗里。
随后几年，两人在广州常见。马万祺倡议海外侨胞投资祖国建设，叶剑英点头相助；马万祺旧疾复发，叶剑英把他接到北京，七位专家会诊，还亲自劝阻手术风险。马万祺病愈后常说：“没叶帅，我哪有今日。”这种交情，并非酒桌寒暄，而是生死托付。
转眼到六十年代末，马万祺的二儿子马有恒在暨南大学读书，假期常住叶家。叶剑英把这位晚辈当自家孩子，每逢周末拉着他聊天，“要多看多想，将来接班的不只是政治干部，实业家也要懂得国家大局。”这些嘱托潜移默化，影响了马有恒的眼界与抱负。
再说荣家。荣毅仁因恢复建国初期上海工业功勋，被陈毅称作“红色资本家”。他的小女儿荣智婉自小在红砖厂房与书房之间长大，性格干练不失温婉。1972年，柯麟之子在一次青年联谊上把马有恒介绍给荣智婉，两人谈起对实业振兴的看法，一拍即合。几次见面后，感情迅速升温。年底，马有恒写信告诉父亲：“她懂机械也懂经济，我若与她并肩，能干大事。”马万祺看完笑道：“贤儿得良配，老马省心。”
婚事要成，长辈意见不可缺。马万祺与荣毅仁虽惺惺相惜，却仅一面之缘。两家分别向叶剑英与周恩来求教。周总理由衷说：“叶帅赞成，我当然同意。”于是，筹备工作全面启动。
1973年8月8日，北京饭店灯火辉煌。来自北京、上海、澳门三地的客人济济一堂，谈笑声里多是建设与投资的话题。叶剑英公务在身未能到场，特派秘书送来亲笔信：“望小两口相敬如宾，同心报国。”周总理的贺词也被置于礼台中央。席间，马万祺举杯朗声：“有恒、智婉，你们身后是两块招牌，更是两份责任。”宾客击掌称是。
婚宴散后，京城小雨，马有恒牵着荣智婉在长安街慢行，灯影映在积水里，像是一条新路，通往更宽阔的天地。年轻人或许未曾意识到，他们的结合象征着国家统一战线的新局面：民营资本与海外侨资携手，社会力量与国家战略对接。
进入七十年代末，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爱国港澳人士纷纷回国投资。马有恒与荣智婉借助两家背景，引入港澳资金改造首钢旧炉，又协助上海轻工企业技术升级，成为早期民营与国营合作的样板。一次座谈会上，马有恒回忆：“当年若无叶帅一字定音，也许就错过良缘，更错过联手报国的机会。”台下掌声不息。
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病逝。噩耗传到澳门，马万祺当天夜航北京。灵堂前，他伏棺默诵：“赤胆忠心，万古流芳。”老友已去，情谊却不散。此后逢叶剑英忌日，马家必有人祭拜。
1991年春，马万祺与夫人邀叶剑英长女叶楚梅共赴西山旧宅。书房里，墙角依旧摆着那把老藤椅。叶楚梅轻抚椅背，喃喃道：“父亲最爱坐在这儿听收音机。”马万祺眼眶发红，取出随身毛笔，在便笺写下十六字：“粤海情深，西山松老，山河有幸，后辈当兴。”字字峭拔，如同两家半个世纪的交往，劲道却含温度。
2014年5月，马万祺在北京病逝。治丧期间，荣智婉披麻守灵，叶家后辈送来花圈。吊唁册上，叶楚梅留下一行小字：“伯父一路走好，父亲在那边等您。”寥寥十字，道尽三代人的深情与担当。
纵观全局，这桩1973年的婚事远非简单的家族联姻。它串联起南粤侨商、上海实业与中央高层的信任网络，对后来港澳回归谈判中的民间层面起到润滑作用，也为改革开放初期的资金与技术流动提供了独特通道。一句“这桩婚事，我赞成”，折射出叶剑英统战工作的高明，更显出新中国对爱国力量的凝聚格局。
时代更迭，故事尘封。如今翻检史料，那张结婚请柬和叶帅亲笔信仍静静存放在国家博物馆特藏室。它告诉后来者：个人情谊若与国家命运同频，就会在历史卷宗里留下深刻注脚，而非泛黄的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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