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腊月二十四的清晨，你这孩子又没吃饭吧？快把稀饭端去暖暖胃。”老徐笑着递碗，我搓搓被寒风吹得通红的手，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暖意。那时我调到北京总参某干休所已经第三个年头，离穿军装正好过去七载。
再往前推到1983年，我还守着县文化站那间十来平方米的小暗房。洗相片的药水味刺鼻，却是我家里难得的香气。临近春节，有人问我：“小子，明年想干嘛？”我脱口而出：“当兵！”对方以为我喝多了，摇摇头，“照相馆才开张，你说走就走？”穷人孩子想翻身，机会不多，于是我咬定：1984年春，征兵体检我一定要过。
春节刚过，我裹着棉袄挤进县医院的走廊，胸透合格、血压合格，所有项目一路绿灯。三月，乘军用卡车北上河北导弹学校新兵营。南方人第一次见真正的风沙，裤腿里都是土。气温零下十度，呼吸都疼，好几个战友夜里想家，第二天天刚亮就跑出营门，被哨兵追回。我心说不能丢人，踮着脚多跑一圈，手指冻得没知觉也要把步枪动作做顺。
说来也怪，训练强度挺大，可真正扣动扳机的机会屈指可数。两次实弹射击，一次是新兵连结业考核，一次是后来到炮兵部打字班队列训练的随队靶标，合计二十发子弹。有人笑我“部队十七年，比民兵多射几发”，我也苦笑：岗位不同，战位也不同。
新兵连里我会写会画，指导员就把黑板报甩给我。班娱乐晚会上，十五岁的小徐被点名，站在台上握拳不知说啥。班长让他“笑一个”，他傻乐；再让“哭一个”，他急得眼圈发红就是哭不出。我没打报告就冲上台唱《团结就是力量》，替他圆场。小徐后来分到其他连，临走塞我一只旧手电：“哥，这玩意儿亮得很，夜里查铺用。”我一直把它放在背包最里层。
1986年冬，被抽调去炮兵部打字培训。第一次碰机械打字机，噼啪声里手指磨起血泡，可我暗自高兴：这玩意儿学会了，往后用得上。结业后，我和几名战友一起被分到北京总参干休所。推开大门，迎面是满墙老干部的照片，几个将星在灯下泛光。我这小文书负责文件打印，还得管理书画活动室。八十多岁的老柳拄拐站在毛边纸前，一笔一画临《兰亭序》，边写边嘀咕“学无止境”。那股认真劲，给我上了生动一课。
业余时间我握起画笔，涂涂抹抹。干休所缺文艺骨干，政委让我筹划书画展。我挑了八幅山水，挂在走廊最显眼的位置，参观完的老首长咂嘴：“小董，下回给我画个洞庭渔火。”这年秋天，炮兵部办全军美术作品联展，我的作品榜上有名。老徐掰着手指跟其他年轻兵吹：“看见没？咱所也能出个画家！”那语气像是亲戚家孩子考了第一。
好景里也有挫折。1989年，领导临时通知推荐我考军校，复习期只有半个月。我慌慌张张啃教材，最终差几分。六个老乡里就我没进校，办理完手续回所里，心口像压块砖。老徐拍拍我肩膀：“考场失手不算啥，你那股钻劲在，迟早有出路。”这话我记到现在。
为了多学一门手艺，1990年春我到炮指学院练汽车驾驶。白天学倒库，夜里回宿舍给连里画黑板报。期末考核，我在复杂路段一把过，被评为优秀学员。拿到驾驶证返京后，干休所领导问我：“真想调到地方去？”我点头。老所长叹口气：“时候到了，不拦你。但有空常回来看看这些老人。”他的眼神里既欣慰又失落，我鼻头一酸，只说了一句“是，保证完成任务”。
1993年初，我正式转业。脱下军装那天，北京天空出奇地蓝。我回干休所告别，老徐把一支签字笔塞进我手里：“好好画，别荒了这一身本事。”那支笔的漆已经蹭掉，但我至今没舍得换。
十七年的军旅，真正握枪不过两回，却让我学会握笔、握方向盘，也学会在艰难里自找台阶。有人说我“打了两次枪算啥兵？”我笑着回答：“兵不只在枪口。”干休所里那些老干部把我当宝，但更宝贵的是他们交给我的那份韧劲——遇事别缩头，能学就学，能做就做，时间总会给出回报。
如今偶尔翻开当年密密麻麻的日记，纸张已经泛黄，字迹却还透着当年的冲劲。试想一下，如果当年我守着小照相馆，自然也能糊口，可我会错过黄河岸边的夜行军，会错过冰冻操场上喊哑的口令，更会错过北京老楼里那些慈祥却坚毅的面孔。这一路绕了大半个中国，最终让我明白一句看似简单的话：选择进军营，得到的往往不是子弹，而是一辈子受用不尽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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