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为非字母文字，汉字在进入现代技术体系时，实际上经历了漫长的试验与挣扎——从打字机键盘布局到计算机编码方式，几代人不断探索、妥协，只为让汉字能在机器上被“打”出来。
《中文打字机》为我们讲述汉字突破字母文字霸权的故事；即将出版的《中文计算机》则延续这一线索，揭示汉字如何在数字技术体系中艰难立足。从几乎宣告失传的林语堂的明快打字机到曾经称霸网络的五笔输入法，每一次技术突破背后，都蕴含着中文文明的生命力。
1947年5月22日，这一天将令林家难以忘怀：林语堂和女儿林太乙从工厂里将一台明快打字机带回家，“就像从医院抱婴儿回家一样”。上午11时，父女二人小心翼翼地把打字机抱回家，摆在客厅的桌子上。林太乙后来回忆道：“我坐在打字机前面练习打字时，感到它是个奇迹。”林语堂示意她的女儿试一下，随便打几个字。林太乙对当时的感受记忆犹新：“虽然它是十二万美元换来的，虽然它使我们背了一身债务，但是父亲这个呕心沥血之创造，这个难产的婴儿，是值得的。”
林家人在提到明快打字机时，经常将它比喻成一个孩子，这也反映出他们在这台打字机上所倾注的心血和感情。在1947年4月2日的一份私人通信中，林语堂将这一新发明的照片寄给了他的亲密伙伴和朋友赛珍珠（Pearl S. Buck）以及她的丈夫理查德 · 华尔希（Richard Walsh）。他在照片上方写道 ：致理查德和赛珍珠，这是孩子的第一张照片。语堂。
寄给赛珍珠夫妇的明信片
1947年的夏天，明快打字机开始引起轰动。林语堂开始广泛宣传他的发明，他召开记者发布会，向大众媒体和技术类媒体投稿，并与中国和美国的文化和政治界要人通信。同时，他也与默根特勒莱诺整行铸排机公司的资助者、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和雷明顿打字机公司的经营者保持着频繁的沟通，他们都对该发明表示了兴趣。林语堂争取到了来自中国的文化名人、军方、政治和金融界人士的赞许和推荐。国民党空军中将毛邦初称明快打字机是“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中国银行纽约分部的经理李德橘对该发明大加赞赏，表示他“从未想到会有如此紧凑而齐备的机器，它操作简便但功能很强，甚至连最复杂的汉字也能打出来”。中国语言学家兼哈佛大学教授赵元任评价道 ：“不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只要稍加学习，便能熟悉这一键盘。……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打字机了。”
在宣传明快打字机的过程中，一个决定性时刻是在雷明顿打字机公司曼哈顿分部的演示。如果明快打字机的表现正如林语堂所承诺的那样出色，那么雷明顿打字机公司将与默根特勒公司合作，为这一项目提供巨大的资金投入。对于林语堂来说，这将是一个极大的成功，在现代信息技术的两大领域——打字技术和整行铸排技术——都是如此。林太乙在关于父亲的回忆录中提到，去雷明顿公司演示的那天上午，外面下着倾盆大雨。“父亲和我提着一个包着油布的木箱，从我们的公寓搭计程汽车到雷明顿打字机公司在曼哈顿的办事处。”“木箱里就是我们的宝贝打字机。”演示打字机的重任落到了林太乙的肩上。会客厅里气氛安静严肃，坐着雷明顿公司的几位高级职员，打字机就放在一张小桌子上。
林语堂首先向雷明顿公司的高管们做了简单的描述。世界上有1/3的人口使用汉字，有的是完全使用，例如中国（包括台湾、香港），也有的是部分使用，例如日本和朝鲜。一直以来，很多工程师都在努力为这一广大的语言群体研制打字机，然而一直不是很成功。林语堂强调，不论是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研制的常用字中文打字机，还是日产中文打字机，都无法为中文信息技术的谜题提供持久的解决方案。而这一难题，最终将由明快打字机来解决。林太乙回忆道 ：“父亲说完之后，便指示我开始打字。”
在林语堂关于明快打字机的各种声明中，最大胆的是将他的打字机形容成“人人可用之唯一中文打字机”。宣传海报上的用语更是简洁：“不学而能”。
宣传画：“人人可用不学而能之唯一华文打字机”
在之后的三天里，位于格雷西广场7号的林家俨然成了明快打字机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来自本地和国际中文报社的记者们簇拥着林太乙，纷纷喊着“林小姐！林小姐！”父亲在一边静静地看着，人们无疑都对她的演示十分感兴趣，她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为了向报社记者展示这台打字机可以打出“任何”文本，林语堂邀请记者“随便选个字”，之后“林小姐就会将这个字快速高效地打出来”。后来对该事件的报道中，这种关于打字员性别的潜在观念在《纽约世界论坛报》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报道中附了一张照片，但记者显然并未意识到这位年轻女士的真实身份。图注：“身为作家和哲学家的林语堂博士看着一位秘书操作一台可打印中文、英文、日文和俄文的打字机”。
而且，林太乙的操作在各方面都堪称完美无瑕。她使明快打字机看起来非常简单易用，甚至曾向《洛杉矶时报》表示“只用了两分钟便学会使用”这台打字机了。经过一番成功的展示，明快打字机的推广很快便取得了成果。单在 8月22日一天，《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纽约世界论坛报》等刊文报道了明快打字机，后来还有来自《芝加哥论坛报》《商业周刊》《新闻周刊》等的报道。在这年秋冬时节，相关文章开始出现在主流的科学、技术杂志上，包括11月的《大众科学》和12月的《大众机械》等。如林语堂所说，明快打字机似乎注定将成为第一台能够在知名度和所获赞誉上与西式打字机平起平坐的中文打字机。
林语堂和林太乙的照片，“发明家展示他的中文打字机”
顶点新闻图片社——纽约分局，1947年8月21日
如果你认同明快打字机是现代中文信息技术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那么你可能期望它能横扫中文市场，成为中文打字机历史上第一个应用最广泛的机型。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当时仅有的一台明快打字机原型机已经遗失了。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它被默根特勒莱诺整行铸排机公司的某位员工一声不吭地丢掉了。明快打字机始终未得到量产，或许被送往了纽约或新泽西的某个垃圾场，被深埋在堆积的垃圾之下 ；或许被拆得七零八落，熔成了一汪铁水。为何它未能得到量产？该如何解释它的失败——这失败在20世纪中叶的中文信息技术史中意味着什么，又隐藏了什么？
通过林语堂与其密友赛珍珠夫妇的私人通信，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明快打字机梦想如何走向破灭。他曾写信给赛珍珠，恳切地向她寻求资金帮助。1947 年5月，赛珍珠如是回复道 ：“亲爱的语堂和凤，收到您的来信后，我与理查德辗转难眠，知道您在财务上的困境，却不知如何能帮您。”为了研制明快打字机，由作家转行为发明家的林语堂投入了巨额资金，而且很快便担负了沉重的债务。此前，当明快打字机刚刚研发成功时，他曾兴奋地向多年的合作伙伴兼好友赛珍珠夫妇寄送亲手制作的“出生”卡片，而当他再次来信为之借钱时，想必是非常窘迫的。
如果说林语堂当时资金困难的加剧使明快打字机项目成功的机会变得前途渺茫，那么20世纪40年代末的地缘政治形势则使该项目雪上加霜。随着中国内战形势的急剧变化，默根特勒莱诺整行铸排机公司以及美国其他打字机公司越来越担心其专利权的命运 ：公司的一份内部报告总结道 ：“鉴于中国当前的政治和军事发展形势，这一研发计划应当进行相应调整，最大限度地降低相关人员投入和资金投入，直到该国形势变得明朗。”
美军宣传片中刻画朝鲜战场上的中文打字员形象的影片（截图）
1949年之后，人们对明快打字机的兴趣依旧不减，特别是在美国政府、联合国和当时很多知名的亚洲学者之间。人们觉得，除了打字领域外，明快打字机对其他技术也多有帮助，其中最主要的是在电报传输和平版印刷上。明快打字机“被巧妙地运用到中文电码的加密和解密之上”，而且当与平版印刷技术结合时，“林氏打字机就可以成为一个简单经济的印刷厂的核心部件，而且必要时还可以用中型货车运输”。看来，明快打字机可以被打造成一件强有力的生产工具。
然而，随着朝鲜半岛的局势越发紧张，明快打字机的丧钟还是响起了。一旦中国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一旦事实表明中国军队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之间的一场恶战在所难免，明快打字机项目的一切希望就都将破灭。颇为讽刺的是，我们可以从当时在朝的美国陆军第八集团军（EUSAK）心理战部队制作的一段黑白影片中得知明快打字机的死讯。影片中有一位年轻的女性文员正在使用一台带字盘的常用字中文打字机打印传单，以供联军轰炸机在朝鲜半岛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控制区散发。看来，明快打字机已经失败了。
遗失的明快打字机原型机落户斯坦福大学图书馆
不过，在试图解释明快打字机为何失败时，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它并不失败。虽然明快打字机是在1940年代末问世的一台原型机，但它的意义却绝不仅限于此：它是一种全新的人机交互的例证，时至今日仍然与各种中文信息技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明快打字机标志着“输入”的诞生。如前所述，“输入”的核心意义是一种技术语言环境，操作者在其中并不是用打字机来打出汉字，而是去找出汉字。与“打字”动作不同的是，“输入”动作是操作者利用键盘或其他输入系统向一个受协议支配的中介系统发出指令或提供标准，从而使该系统将符合上述标准的候选汉字呈现给操作者的过程。不论是林语堂的符号系统、仓颉输入法的符号系统，还是由搜狗、谷歌等公司采用的拼音系统，输入法本身都构成了一种新的人机交互模式，这种模式实际上涵盖了无数种可能的方法、协议和符号系统。因此，作为一种开发于1930年代、问世于1940年代的特定设备，明快打字机可能确实失败了；然而，作为一种新的机械书写和人机交互模式，明快打字机标志着中文信息技术的转变，这种转变可能连其发明者林语堂本人都不曾预料到。
《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
本文转自“新民说”微信公众号，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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