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4月的一天，余秋里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个周克玉，先别急着往上推，先给我一年时间’。”对话声调并不高，却在总政机关长廊里回荡良久。
十二大刚刚过去，军队精简整编的命令迅速铺开。干部年轻化、知识化成了硬指标，偏偏现实是“上面急、下面慌、中间空”。老将退居二线，新生代还在军、师一级徘徊，这条断档必须有人补。
此时的周克玉，54岁，职务是67军政委。履历看着挺顺：抗战末期参军、解放战争进入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系统，建国后在军区机关担任过秘书、干部部长。可仔细一翻，又显得单薄：正面战场带兵打仗的纪录不多，军政委的任期也才两年。
余秋里身为总政主任，深知拔苗助长的风险。上世纪五十年代，高级干部正职平均年龄不到45岁；到七十年代，这个数字冲到60岁以上。一个重大调整期摆在眼前，再拖，战斗力滑坡；提得快，经验缺口又明显。
有意思的是，周克玉却在一次普通的济南军区基层会议上让余秋里记住了名字。当时各军代表依序汇报，轮到67军，周克玉没有念稿，而是把部队整顿后士气、编制改造中专业技术兵员的流失率、以及思想骨干的补充办法，三件事掰开讲。语言不华丽，却句句踩在要害。
会后，余秋里当即向军区政委陈仁洪了解情况，得到的答复是：“作风扎实，人缘不错，就是主官时间短。”这句话正戳中他的顾虑。干部考评四看——德、能、勤、绩——其中“绩”离不开实职历练。机关出身的干部常被戏称“纸上刀”，到大军区任要职，若调度不准，后果难料。
于是，一份“周克玉综合考察方案”摆上总政办公桌。方案内容不算复杂：驻地蹲点、外调访谈、阅卷查档，再配合战役演练中的临时指挥任务。余秋里要的不是表扬材料，而是想看这位政委在陌生岗位下的临机决断。
1983年盛夏，华东空军举行对抗演习。周克玉被临时任命为演习政治部主任，负责十几个单位的思想宣传和联络。三天内，他提出“分片包干＋热线联席”模式，把过往层层请示的流程压缩一半。演习结束，参演部队的思想调查表里，“指令速度”一项满意率超过九成。
回到北京，考察报告用一句话概括：“善抓关键，处事稳，不逞能。”这让余秋里稍微放心，却仍不急着拍板。年底，总政决定先让周克玉担任主任助理，主要管行政和保卫。看似平淡的岗位，恰恰是复杂事务的交汇点，能否分寸得当，一眼就能看出底色。
三个月后，总政机关例会上，文件处理效率明显提高，机关老参谋私下议论：“周助理来后，会议不拖堂，职能部门扯皮少了。”效率指标具象地摆在表格上，余秋里才下决心：“可以扶正。”他清楚，大军区、总部乃至军委并非单兵突进，更多是系统协调能力。
不过担心并未就此消失。首先是资历问题。老一辈将领对“从师到军到区”循序升迁极看重，周克玉若一步跨进总部，不免引来质疑。其次是健康状况。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干部体检制度刚刚建立，突发病倒的人不少。余秋里特意让保健组做了两次复检，确保这位候选人“能扛事，也能熬夜”。
1985年春，老将郭林祥调任总政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同年夏季，总后勤部面临大调整。余秋里提出人选时，只说了两句：“周克玉，正当紧要关口；后勤政委，需要稳得住场面的人。”此后，任免电报很快拍到各大军区。
事后回想，余秋里的那一年考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惟其审慎，才在干部梯队里塞进了一枚合适的积木。周克玉的后勤工作如何展开，是另一章故事；但在干部年轻化的风口浪尖上，这一次“先看再提”给后来者立了一个标杆：能力可以亮眼，资历无法跳过，位置越高，越要经得起多道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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