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学者徐志耕在南京城东的一间老屋里记录徐金德的口述。老人在讲述过程中忽然起身反锁房门，从床底拖出一个铁皮盒。铁皮盒里面有半本已经泛黄的记录册。纸页上混杂着血渍、泥印，还有几十个用钢笔书写的正字。老人停顿了一下说道：“每当满五具尸体的时候，我就划上一笔，可是这笔划着划着，就分不清到底是记数还是超度了”。
1937年冬季，徐金德被强行拉进收尸队。日本人给了他一件黑马甲，在背后缝上白布圈，并用墨汁写上两个字“不杀”。这件马甲比囚服还要热。巡逻的日军看到后，用刺刀挑他的衣领，叽里咕噜地让他干活，要是慢了就会死去。收尸的规矩很冷酷。尸体的处理有三种方式：扔到长江里、挖坑掩埋、浇油焚烧。最多的时候每天有五六辆卡车，两三百名民工如同蚂蚁搬家一般运送尸体。
可南京城的很多尸体怎么能够搬得完？江东门的河沟被填平，然后在上面铺上水泥来当作路来行走。下关江面的尸堆得比卡车还要高，工兵使用带有钩子的绳子去进行拖拽，就好像在拖拽一串腐烂的牲口一样。徐金德记录了半个世纪有一个细节：收尸队使用特制的铁钩翻动尸体的时候，老是听到“咔嚓”的声音，不是骨头折断了，而是冻僵的衣料撕碎的声响。有些女尸死了还紧紧地攥着幼儿的衣襟，母子冻成了冰坨，得用木槌砸开。他手下有一个十三岁姓汪的少年，因为分离尸体的动作慢，被日军用枪托砸得满头都是血。后来这个少年专门去收儿童的尸体，他说很多小孩的手里常常攥着干瘪的饼渣或者是半截彩线。还有更加吓人的“活尸”。
1938年1月的时候，遇到了寒潮。徐金德在秦淮河的下游捞到了一位老妇人。老妇人的身体冻得已经僵硬了，可是眼皮还微微地颤动着。徐金德刚想要喊人，监管的日本兵跑了过来。日本兵用刺刀朝着老妇人的喉咙扎了进去，然后反过来把老妇人扔到了尸堆里面。之后太田寿男在受审的时候供认，他处理了19000多具尸体，这里边至少有350多名是还有生机的伤者。
日本战俘上西义熊称：“朝着尸体浇油就直接进行焚烧，焚烧尸体这类事情做了好多回，多得数都数不清”。焚尸所产生的烟成为了南京城的噩梦。钮先铭在永清寺充当假和尚的时候看到，尸堆里常常蹿出“火球”，那是还没有断气的人在火里挣扎。日军戴着防毒面具在一旁观看，有的人还朝着火里浇汽油来取乐。这烟弥漫了三个月，熏得野狗都不敢靠近。
不过炼狱之中也有光透了进来。崇善堂的掩埋队，依照习俗给遇难者整理遗容。回民掩埋队坚持用清水将同胞的身体洗净之后再进行下葬。有一个红委会员偷偷地给徐金德一包石灰，并且说：“把它撒在尸堆里，能够防止瘟疫”。之后这个人被日军发觉，胸口被打了三枪。徐金德把他掩埋在雨花台的坟山之中，在坟头压着一块青砖。砖上面用铁钉刻了“义”这个字。尸体上面的财物变成了检验人性的物件。
存在收尸队员为抢夺大洋就砍断同胞的腿。还有像徐金德这样的人，把从尸体口袋中滑出的银锁放回内侧的口袋，说道：“留着给人家认亲当作凭证”。但是那银锁还没等到主人（来认领）。他手下的一个队员，因为私自藏匿金戒指被日军当作活靶子刺死。这么看起来收尸人的命运比尸体还要荒凉。
他们穿着“不杀”号衣，却时刻处于枪口之下。每天搬运尸体，自身成为游荡的活尸。辽宁档案馆所藏满铁密档显示，到1938年3月，收尸队每天要处置上百具尸体。但是数字背后，有多少人疯、有多少人亡，档案并未记载。徐金德活到1987年春，临终前他将那记录册捐赠给纪念馆，最后一页有小字：“三月初七，掩埋母女二人，女童棉袄里绣着荷花，还没有腐烂。
捐完物品之后，他朝着南京的方向鞠了三个躬。随后和孙女轻轻地说：“很多人……总算是有了一个名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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