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的名字，注定写不进正史的章节，但他们做的事，却能扭动历史的齿轮。
在北京城里，中南海的红墙之内，毛泽东案头的文件堆积如山，全是关乎国家运转的大事。
可每个月，都有一封歪歪扭扭的信，从湖南韶山的一个小山村寄来，内容不过是村里的收成、邻里的牢骚，甚至是他自己戒了酒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而这封信，却能绕开所有官僚程序，直接摆到最高领袖的面前。
信的主人叫张有成，是个木匠，大字不识几个。
而给他寄钱、盼着他来信的人，是共和国的主席。
这事儿，怎么看怎么不合常理。
要弄明白这一切，时间得倒回二十多年，回到一个枪声四起的湖南乡下。
1927年的湖南，杀气腾腾。
老蒋在上海翻了脸，湖南的“马日事变”跟着来，一时间，但凡跟共产党沾点边的人，脑袋都悬在裤腰带上。
毛泽东当时在湖南搞农民运动，正是被悬赏捉拿的头号人物。
那天，他从湘潭回韶山，身后是几条端着枪的“民团”，子弹贴着耳朵飞。
他穿着一身城里学生才穿的蓝布长衫，留着个分头，在乡间土路上跑，扎眼得很。
眼看就要被追上，一口气跑进路边一个木匠铺子。
铺子里木屑纷飞，一个壮实的汉子正光着膀子刨木头，汗珠子顺着黝黑的脊梁往下滚。
他一抬头，看见闯进来的人是毛泽东，愣了一下。
这汉子叫张有成，跟毛泽东从小一块儿长大，人称“张四哥”。
他俩还没来得及说句话，外面的脚步声和叫骂声就到了门口。
张有成脑子转得飞快，没半点犹豫。
他扫了一眼铺子角落，那里有个剃头师傅正给个伙计剃头。
张有成一个箭步冲过去，把那伙计从椅子上扒拉下来，对着剃头师傅压着嗓子吼了一句：“快！
给他剃光头！”
那声音里全是命令，不容置疑。
剃头师傅吓得一哆嗦，手里的剃刀立马在毛泽东头皮上刮起来。
没几分钟，那个时髦的分头就没了，变成一个青皮光头。
张有成又把自己那件满是汗味和木屑的粗布褂子扒下来，扔给毛泽东。
“穿上，保命要紧。”
张有成说。
毛泽东换上衣服，摸了摸光头，还笑了笑：“头发嘛，剃了还能长。”
追兵闯进来的时候，只看到一屋子汗流浃背的木匠和学徒，个个穿着差不多的脏衣服，满身木屑，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张有成一脸镇定，用沾满木屑的手指着山路另一头，瞎编道：“刚才是有个人跑过去了，往那边山里去了！”
那帮人信以为真，骂骂咧咧地追了过去。
一场杀身之祸，就这么被一把剃刀、一件脏衣服给化解了。
晚上，张有成又摸出几块银元，硬要塞给毛泽东当盘缠。
毛泽东不要，张有成眼睛一瞪：“你我之间，还说这些？”
这一别，就是二十四年。
这二十四年里，中国的天都翻过来了。
毛泽东从一个被追得到处跑的革命者，上了井冈山，走了长征路，在延安窑洞里指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最后站上了天安门城楼。
而张有成呢，还是韶山冲那个木匠，每天听到的还是锯子和刨子的声音，养活一家老小。
他从没想过要去北京找“润之”，也没跟任何人提过当年救命的事。
在他看来，帮发小躲个难，是天经地义的，跟后来他当了多大的官没关系。
就像村里人谁家有困难搭把手一样，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
可毛泽东没忘。
在中南海的夜晚，处理完国家大事，他偶尔会想起那个混合着木头清香和汗臭的作坊，想起那把冰冷的剃刀和张四哥那双粗糙有力的手。
他心里清楚，这份情，比什么都重。
1951年秋天，一辆吉普车开进了韶山冲，把张有成接到了北京。
在中南海含和堂，毛泽东快步走出来，老远就喊：“四哥！”
这一声，把二十多年的隔阂全喊没了。
家宴上，毛泽东亲自给张有成倒酒，用湖南话说：“四哥，当年你那铺子救了我的命，我这条命赔不起。
不过让你天天有二两老白干喝，我还是管得起的。”
一桌人都笑了。
那天，平时不怎么喝酒的毛泽东，陪着张有成喝了不少。
临走时，毛泽东送了他五样东西：一件呢子大衣、一双皮鞋、一顶呢帽、一个皮箱和一箱汾酒。
这些都是面子上的东西，真正要紧的，是塞到他手里的一封信。
信里，毛泽东给他安排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回去后，每年给我写几封信，要说真话。
“说真话”，这三个字，比什么礼物都沉。
毛泽东身边不缺写报告的干部、写文章的笔杆子，那些文件里的数字和套话，他看得太多了。
他需要一双能看到最底层的眼睛，一对能听到民间真话的耳朵。
他没选干部，也没选知识分子，偏偏选了个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的木匠。
因为他信得过张有成的为人，知道只有这样没当过官、没沾染官场习气的老百姓，才敢说、也愿意说那些不好听的实话。
张有成把这事儿当成了天大的正事。
他回到韶山，专门找人教他写字。
他的信，是用毛笔写的，字写得跟螃蟹爬似的，但每一笔都实实在在。
1952年开春，他给毛泽东写信，信里跟拉家常一样说：“现在粮食有点紧，我喝酒都戒了。”
一句抱怨，毛泽东马上就警觉了，这不是张有成一个人的问题，这反映了农村缺粮的普遍情况。
他立刻回信，解释了国家当时的粮食政策和困难，并告诉他秋收后情况就会好转。
从此，北京每月按时给他寄来五十块钱。
这钱，不是主席给发小的私房钱，更像是给这位“民间观察员”发的工作津贴，让他能没有后顾之忧地反映情况。
张有成的笔杆子，在韶山冲变得比什么都“管用”。
1953年，家乡大旱，田里的泥块都裂开了缝，他直接在信里写：“田里干得见了底，再不下雨，禾都要晒成秆了！”
没过多久，中央调拨的救济粮就运到了乡里。
乡亲们都说：“张木匠这支笔，比求龙王爷还灵！”
渐渐地，有人看他跟主席关系这么“铁”，就动了心思，想托他走后门，给自家孩子安排个工作，或者办点别的事。
张有成一概回绝，脸一板：“主席让我写信是反映情况，不是让我做买卖的！
那份情是救命的情，不能拿来换东西。”
他心里有杆秤，拎得清自己是谁。
他跟人说：“我手上拿的是锯子和刨子，不是官印。”
1966年冬天，张有成病重了。
他把儿子叫到床前，让他把毛主席这些年写给他的回信全都拿出来烧了，只留下了第一封让他“说真话”的信。
儿子不明白，他喘着气说：“信烧了，人情就干净了。
留下这一封，是让你们晓得，跟上面说真话，是有用的。”
张有成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很久没说话。
他让秘书最后一次寄去了五十块钱的汇款，并在经办文件上批了三个字：“照旧办。”
这三个字，意味着给张有成的这份特殊“津贴”名义上还会继续，也意味着，那条从木匠铺通往中南海的、用真话铺成的路，在他心里，永远不会断。
参考资料：
郭金栋，毛泽东和他的“布衣”挚友张有成，《党史博采》，2005年第5期。
中央档案馆，《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曹耘山，《毛泽东和他的乡亲》，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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