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后半生：不被时代裹挟的孤独行者|张兆和|沈从文|萧乾

导读

他的人生在1949年被劈成两个部分：前半生传奇多彩，但记录众多；后半生一路压抑，却鲜为人知。沈从文的后半生始终如孤舟般远离潮流，但是，潮流过后，他的文字与研究，反而越发凸显其价值。

感到孤立，自杀未遂

1948年，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国民党军队退守城内，一大批名流接到国民党通知，限期南下，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沈从文也在名单之列。但饱经离乱的沈从文毅然决定留下，同时留下的还有他的朋友杨振声、朱光潜、梁思成、金岳霖等。

沈从文此时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对新时代的来临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担心跟不上新时代的步伐。他毕竟是一个游离于两个政党之间的自由主义作家，这时，他已然预感到了自己的结局，实际上，也预示了一代旧知识分子的命运。

大变在前，老朋友们大都兴奋乐观，只有沈从文异常冷静。那一年夏天，他写了一篇《中国往何处去》，其中提到：“中国往何处去？往毁灭而已……”

作为游离在国共两党的自由作家，沈从文始终小心且痛苦地悬走在“政治”边缘，尽管如此，却还是不由自主地深陷其中——1948年，北京大学在蔡元培先生纪念堂召开“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话题不久就从文学引到了政治上，沈从文将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比喻成“红绿灯”，他表示文学虽然受制于政治，但是否有保有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对此，与会其他学者与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不久，沈从文就感受到，即将来临的新时代文学，要求他必须把政治作为一个无可怀疑的前提接受下来，他在给一位青年的书信中写道：“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了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1948年的最后一天，沈从文决定“封笔”。

风暴很快袭来。1949年1月上旬，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沈从文的大标语和壁报，同时还全文转抄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文章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人画像，沈从文被斥责为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是个“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

时隔不久，沈从文收到了威胁信，他预感到，即使停笔，也必将受到无法忍受的清算。精神重创与无力感蔓延，沈从文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

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沈从文与京派理论家朱光潜、沦陷区女作家张爱玲等都被排除在外。不仅如此，沈从文还被赶下了北京大学的讲台。

这年3月28日，沈从文在家中用剃刀把自己的颈子划破，又割腕，最后还喝了汽油，所幸，被妻子张兆和的堂弟发现房门反锁，于是破窗而入。此后，沈从文被送到精神病院。

午门过道里的“临时工”

自杀遇救后，沈从文似乎“平静”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悲剧转入谧静”。他在谧静中分析自己，检讨自己。沈从文决定接受命运，不是想通了，而是梦醒了。“我要新生，在一切毁谤和侮辱打击与斗争中，得回我应得的新生。”

1949年9月，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写信，说自己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后来他写诗，说自己“已得到一个完全新生”。

病情好转后，沈从文来到历史博物馆工作，被安排在陈列组，主要负责清点馆藏文物、编写文物说明，为观众做解说员。

据汪曾祺回忆，那段时期，他与沈从文谈文学的频率，远比不上谈论陶瓷、漆器、刺绣。沈从文可以对着一块少数民族的挑花布图案赞叹一个晚上。沈从文研究的那些“杂文物”，那些仿佛是“杂货铺”里的东西，在不少人眼里算不上文物，有多少研究价值都是大可怀疑的。

在历史博物馆的最初十年，沈从文只是一个坐在午门过道里的“临时工”，因为是“统战对象”，他拿不到必须的办公材料，被嘲弄侮辱为“外行”。

而他的妻子热烈地献身于新中国建设（注：张兆和时任《人民文学》编辑），连读初中的儿子都疑惑他为什么“老不进步”，觉得他“到博物馆弄古董，有什么意思”，家人爱他，却不理解他。沈从文却依然故我。

与文学“初心”博弈失败

1953年9月底，沈从文以工艺美术界代表身份出席第二次文代会，毛泽东问过他的年龄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胡乔木来信表示：愿意为他重返文学岗位做安排。秋冬之际，由严文井出面，约他写历史人物小说，并要安排他做专业作家。

沈从文的内心何尝不想与文学再次相遇？！与坛罐相伴的日子，沈从文几次提笔——50年代初在革大学习，一位朴实、寂寞的炊事员深深打动了他，沈从文写成了《老同志》，然而沈从文改了七稿，最后的结尾是“在任何地方……都有老同志一样的劳动人民，在无私无我地为建设国家而努力”，如果抹去作者名，这可能是当时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当被限定为必须为“人民”写作的时候，沈从文丧失了他那迷人的文字天赋，后来他也感慨过，自己并不知道需要他写作的“人民”到底在哪里。

1951年，沈从文随北京土改团去四川参加土改运动时，深感“从早上极静中闻朱雀声音，而40年前在乡下所闻如一”，这又让他燃起“创作的心”。

1958年“大跃进”，沈从文去了五趟十三陵水库，既参加劳动，又做一些参观采访，回来后写了一篇报道型的散文《管木料厂的几个青年》。对于父亲当时的创作，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的评价是——他当时费了很大的劲写东西，可是一个工地的通讯员写这类文章比他写的还顺溜。

1954年，《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作者王瑶直指沈从文的作品多是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琐屑”。写底层人物“只有一个轮廓”，总之缺乏观察体验总是凭想象构造故事，“虽然产量奇多，但是空虚浮泛是难免的”。这种评论的阴影，困扰着沈从文以后的文学创作，让他在创作上显示出信心不足。

让沈从文的文学“初心”直接大受毁灭的是，开明书店通知他，以为他的作品已经“过时”，所有书稿均已毁灭，与此同时，台湾也明令禁止出版他的一切作品。

沈从文失望之极，他写信给自己的大哥，希望能将家中他的作品也烧毁，以免误人子弟。“写小说算是全失败了，不容许妄想再抬头。近来文物工作也搞得不好，如又弄错，还不知道换什么工作会对国家有用一些。”“生命总是这样的，我已经尽了我能爱这个国家的一切力量。”沈从文对大哥说。

按部长级解决工资住房问题

倾注沈从文下半生大部分心血的，是编纂《中国古代服饰资料》。

1963年冬，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见文化领导时谈起，他陪同国宾看戏，发现历史题材的戏装很乱，周恩来提出，可以编纂一本关于历代服装图录，作为送给国宾的礼物。这个想法与沈从文“不谋而合”，从1960年初，他就开始实施服装史研究，全凭一己之力艰难前行。

这本中国服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前后耗费多病缠身的沈从文8个月心血，它对中国历代服饰问题进行了非常详实的研究和探讨，然而，就在即将印刷开印之际，因为毛泽东关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批评意见，这本书的出版就此搁浅。

1966年“文革”爆发后，沈从文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无休止的检查，批斗，扫女厕所，还被弄到湖北咸宁乡下看鸭子。有一次，沈从文和几个人上街，看到咸宁纵横交错的街道，有人提醒说，要留意辨认回去的路。沈从文指着住处附近火葬场那高高的烟囱说：“不会迷路，只要看火葬场的烟囱。那是我们每个人的最后归宿。”

1976年，随着“文革”的结束，沈从文所处的环境开始有所改善。1978年，沈从文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院里专门为他配了助手。1981年，他呕心沥血10余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终于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精印出版。胡乔木还专门致函表示祝贺。这部著作后来成为领导人出访常用的赠品。

沈从文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他在尘封的文物角落耕耘，避开了陆续发生的一场又一场的争斗。当噩梦醒来，许多人因命运蹭蹬、光阴虚度而懊悔，而他却意外地收获著作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