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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9日在武汉成立的三青团中央团部第一个领导机构，被称为筹备时期中央临时干事会，“所以称临时干事会者，以当时团员未吸收，组织未开展，正着手筹备工作也”。
根据团章规定，中央干事会的职权包括：
中央临时干事31人：
又由9人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干事会，“于全体干事会闭幕期间执行干事会职权”，名单如下：陈诚、陈立夫、朱家骅、谭平山、张厉生、段锡朋、陈布雷、谷正纲、贺衷寒。
中央临时干事会按照团章规定，决定中央团部工作机构设立7个处，处以下分组或室。各处工作人员编制，以150人为限；并从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毕业学员中选拔150人为服务员。
中央团部机构负责人如下：
1938年7月18日，中央临时常务干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审议征求团员暂行办法草案。
8月1日，团长蒋介石召集中央临时干事会全体干事及工作人员，在武昌湖北省党部大礼堂，举行第一次入团宣誓典礼。
蒋亲自缮写誓词，并当众宣誓，其文曰：
接着，全体人员在团长蒋介石监临之下，集体宣誓，其词曰：
同日，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第一期学员4000人，举行毕业典礼，集体宣誓入团，这是三青团所吸收的第一批团员。
中央团部成立之初，立即制订各种重要法规，并拟具第一期工作计划；确定筹备时期的工作重心，在于建立团的中枢机构，拟订团的重要法规，扩展团务宣传，编制经费概算和举办干部训练。组织工作决定先以武汉为中心，建立基础组织，逐渐推广至各省市。中央团部地址，初设武昌湖北省议会，8月15日，移至汉口河街4号（原中央党部)办公。
9月上旬，因书记长陈诚军务繁忙，蒋介石加派中央党部秘书长、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朱家骅兼代书记长。
朱家骅到任后，认为中央团部过于庞大，主张缩小机构，减少人员，得到蒋介石的认可。蒋为此下达手谕：“本团当成立伊始，中央机构，应本‘作始也简’之原则，加以缩编。”
9月15日，中央团部奉命调整内部组织，将训练、社会服务、经济及总务四处暂缓成立，其主管业务，训练部分暂由组织处兼管，社会服务部分暂由宣传处兼管，经济及总务部分暂由书记长办公处兼管。
同时，因为敌人后方区域之工作，有迅速推进之必要，故于组织处内增设沦陷区域工作指导组。全部工作人员，以70人为限，服务员以30人为限，等到将来业务开展，再行扩充组织，增加员额。另外因宣传处长黄季陆、副处长邓文仪另有任用，蒋介石指派包华国代理宣传处长，李惟果兼任副处长。
中央临时干事会成立之始，正值武汉保卫战最紧张之时，当时许多爱国青年，由北平、上海、南京及其他战区辗转流离而集中于武汉，要求参加抗战之情绪，极为热烈。
为了加强组织领导并予以大规模训练，以作为动员全国民众的核心，中央团部当时即以保卫武汉为中心工作，先在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内，成立直属第一区团部；接着在中央团部内成立了直属第一分团部，随后又成立了武汉支团部筹备处和直属第二分团部筹备处，并挑选已受训练的团员，成立本团工作人员训练班及战时服务总队，从事组训壮丁、救护慰劳等各种战时服务，同时在实际工作中，随时集会研讨，轮流训练，使工作与训练打成一片。
为了保证团员的素质，中央临时干事会对于团员征求，规定下列人员为主要对象：
以求使团的力量普遍深入社会各阶层。由于当时各地团队未能迅速成立，所以由直属干训团第一团区团部筹备处、武汉支团部筹备处、直属第一分团部，办理征收团员事宜。截至11月份止，征收总额为7542人。就职业而言，最初入团的团员以干训团等军事训练机关毕业学生为多，其他如教育界及农村、工厂中之生产分子，则吸收尚少。
此外，中央团部于10月下旬，还分别委派了冀、鲁、晋、青，及西安、兰州、重庆、成都、南阳、广州等省区地方团部负责人员。在训练方面，举办了第一期工作人员训练班。
在宣传方面，创办了《武汉青年》周刊，编印青年丛书，筹备《青年》半月刊等。在服务方面，开办了武汉青年俱乐部，设立了西安、长沙、榆林、宜昌、南阳、屯溪等处青年招待所，发动青年，积极参加保卫武汉后方勤务工作。
这是三青团在武汉成立初期，发展组织，征召团员，初步开展训练、宣传和服务工作的大致状况。
以复兴社作为三青团组织的核心，在刚刚成立的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及其工作机构中，已经有所表现。
在中央临时干事31人当中，复兴社只有5人，康泽、贺衷寒、胡宗南、刘健群、陈良列名其中。在中央团部7个处室中，复兴社完全掌握的有组织、总务两处，但在11位副处长中，复兴社就占了7位。可见，复兴社在中央团部机构中，采取了避虚就实、轻上重下的方式。
康泽不无得意地说：
中央团部组织处简直成了复兴社分子的大本营。
以康泽作为三青团的“工作重心”，也开始体现出来。康泽当时身为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兼中央团部组织处代处长，虽然地位并不很高，在团内却是炙手可热，权倾一时。
一位中央团部工作会议参加者，多年以后还记得当时因康泽态度骄横而造成难以合作的情形：
康泽和复兴社的特殊作用，还表现在地方团部的组建上。
在筹备时期，曾经讨论过如何组建地方团部的问题。当时“甘乃光主张采用部队‘招安'的办法把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起来，即先让各地方自己去成立，自己去搞，然后再由中央去收编，把它统一地组织起来”。
中央团部成立后，各地方团部如何组建，就成为国民党内争执的焦点，各派力量纷纷插手，企图抢占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
中共方面得到的消息称：“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在国民党内已开始，上层领导机关已开始组织，西安、绥德方面，CC、复兴均已开始积极拉人，为此问题他们内部还发生了很大摩擦。”
实际上，不仅西北如此，各地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参加争夺的，不仅有CC派，而且还有复兴社内的各个派系，情形十分混乱。
为了使建团工作有序进行，国民党中执会不得不一再通令各地：“三民主义青年团各级团部的组织，应由团长派人进行，各地不得擅自进行。”
组建地方团部的关键，是干部人事的配备，既要保证团务的贯彻，又要兼顾各方的利益。
康泽回忆说：
康泽对各省市支团部(除去少数地区的特殊情况)的人事安排主要是采取三种办法：
首先，在各支团部干事会组成上，尽量包括复兴社、CC和其他派别的代表，以符合所谓“具有广大容纳性”的原则。
在各支团部主任职务的安排上，尽量安排由当地黄埔系-复兴社头面人物来兼任，以保证所谓复兴社的“核心”作用，同时也是为了得到当地复兴社势力对团务的关照和支持。
再次，对各支团部书记、组训组长，以及各分团主任、书记等负责实际团务的职务，则尽量配备政校留日班和青干班第一期学员，以体现所谓的“康泽重心”原则。
康泽曾经为了配置地方团干而煞费苦心。
在三青团成立二周年之际，他回顾各地团部的组建过程，不无感慨地说：
很明显，他这里所说的“新起的青年”，就是指上述由政校留日班学员和青干班第一期学员组成的三青团早期干部，正是他们在团内担负着“实际团务责任”。
在建团过程中，康泽还利用他所掌握的别动队、特训班等资源，对三青团给予支持和帮助。如三青团从中央到地方的电报通讯网，就是在接收别动队通讯人员和设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据中央团部报告，为建立团的通讯网，“接收前别动总队通讯大队工作人员，施以短期训练后拨调本团服务，并利用该大队拨来大小型电机十二部，加购八部，共二十部，分发各重要地点及支团部所在地应用”。到1940年4月下旬，三青团完成初步电讯机构，除于中央团部设总台外，并于各地设立了分台。
康泽在中央团部所处的这种关键地位使他成为内部斗争的焦点之一，陈立夫、陈诚的反对尤力。
陈立夫认为：“康泽为组织处处长，康这个人很有野心，他希望青年团是另外一个组织，和我的构想完全不同，…他要成为青年团的领导人物，将来可取党而代之。”
陈诚是中央团部书记长，对复兴社一直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康泽“年纪太轻，资历太浅”，不宜担任组织处长。在他的反对下，三青团成立时，康泽只能“代理”组织处长职务，在中央团部，康泽虽然是陈诚的下级，却目无上司，越权报告，自行其是，使陈难以容忍。
据何廉回忆：
陈诚于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处处抑制、打击康泽。
康泽愤愤不平地说：
中央团部成立，团务工作开展后，陈诚与康泽之间，为了争夺对工作和人事的控制权，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
1938年9月，蒋介石对中央团部进行首次调整，将陈诚暂时调离，而由平时对复兴社表示好感和拉拢的朱家骅代理书记长，康泽与原有的复兴社分子对此均表示欢迎。因朱家骅对团内人事很少干涉，所以双方“相处颇为融洽”。
中央团部机构的调整，对康泽颇为有利。
康泽回忆说：
康泽与陈立夫、陈诚的冲突，前者是党团矛盾的起点，后者则是中央团部权力斗争的开始，它们对三青团的发展乃至康泽本人的政治命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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