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了华北、华东,并向华中地区进犯。从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中日之间爆发三次长沙会战,均以中国军队的战略胜利结束。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运用“天炉战法”重创日军,取得了中国抗战正面战场的一次重大胜利。
01/
第九战区——薛岳出任司令长官
日本制造“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起初试图通过谈判谋和,要求日本恢复事变前的原状。日方则在谈判中提出了一系列损害中国主权的条件,而且加紧向华北增兵。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表示“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7月29日和30日,日军攻占北平和天津。至此,国民政府最终意识到和平无望。
8月7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第一次划分战区,将南北战场划为5个战区:第1战区为河北及鲁北地区;第2战区为晋察绥地区;第3战区为京沪杭地区;第4战区为闽粤地区;第5战区为鲁南及苏北地区;另将西南各省部队编为4个预备军。
可见,此时华中地区还没有单独设立战区。
1938年初,华北已几乎全部沦陷,华东的上海、南京及长江下游也几乎全部失守,战役中心向华中地区转移。日军企图进一步南北对进,合击徐州,打通津浦路,然后沿陇海线西上,切断平汉线,占领武汉。
根据这一形势,1938年1月17日,国民政府第二次划分战区,共设8个战区。在此基础上,1938年6月18日,国民政府又在华中地区增设第9战区,司令长官为陈诚,司令长官部设于湖南省长沙。第9战区负责组织武汉保卫战,在湘东、赣西、鄂西南抗击日军。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1939年初,国民政府进行第三次战区调整。其中,第9战区负责进行鄂南及湘赣的抗战,司令长官为陈诚,薛岳代理司令长官。2月,薛岳兼任湖南省主席。
武汉会战(1938年6—10月)和南昌会战(1939年3—5月)后,第9战区与日军对峙于洞庭湖东北岸、新墙河北岸、通城-武宁-奉新东南以及锦江两岸。
02/
第一、第二次长沙会战
按照1937年末日本大本营的计划,其在1938年占领武汉和广州后,中国已失去半个长江水道和南方的出海口,应该无力支持抗战,只能求和。但现实情况与此相反,西北和西南的物资通道仍然活跃,日军的封锁战略破产。
日军拿下湖北后,于1938年11月入湖南,攻占临湘、岳阳,南下长沙。日军认为,占领湖南省会长沙,可扼两广之咽喉,控川黔之门户。另外,当时以长沙为中心的第9战区已成为中国战场的主体,日军企图通过进攻长沙,达到消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
日军攻占岳阳,逼近长沙,国民政府惊慌失措,蒋介石密令火烧长沙古城。自11月12日晚间纵火,至14日大火熄灭,全城房屋大部焚毁,居民被烧死3万余人,财产损失无数。蒋介石为了平息民愤,一面拨款收容救济灾民,一面查处肇事者,11月20日将指挥纵火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3人枪决,史称“文夕大火”。
此时,日军前锋第11军拟定《江南作战指导纲要》,誓要拿下湖南全境,打掉这片“蒋氏的粮仓和兵营”。
湖南物产丰富,当时是中国军队重要的粮食、物资和兵源供应地,省会长沙更是华中地区的军事重镇。对于日本来说,若夺取了长沙,则可打通粤汉路,南可控制两广,支援攻取南洋的日军,与英美争霸太平洋;东可出江浙,切断华东中国军队与西南大后方的交通联络线,又可把华南、华中、华东的日军连成一片,将中国军队锁在大西南,直接威胁重庆。
1939年9月上旬,日本华中派遣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4个师团、2个支队及航空兵、海军各一部,约10万余人,以分进合击战法,从湘北、鄂南、赣北三个方向进攻长沙。
中国第9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5个军和1个挺进军共20余万人,计划利用山岳江河有利地形组织防御,引诱日军至长沙附近,予以包围歼灭。10月2日,薛岳升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
·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4日,进占赣北的日军第106师团主力及配属的第101师团一部开始由靖安、大城西进,被中国守军阻于修水、三都地区。进占鄂南的日军第33师团由通城进至献钟、修水,亦受阻挡。
自9月23日起,日军第6师团与奈良支队由岳阳地区南进,先后强渡新墙河、汨罗江。上村支队在海军的配合下,在汨罗江口的土星港、营田登岸,溯江东进,配合主力作战。中国守军第52、第37军实施阻击后,主力撤至长沙东南地区。
9月28日,日军第6师团、上村支队进至长沙北面的福临铺、栗桥、三姊桥一带,遭守军伏击。9月30日,奈良支队与第33师团在献钟附近会合后,东进受阻。日军补给困难,伤亡增多,并陷于中国军队伏击区内,遂于9月底相继北撤。第9战区令各部追击围堵,至10月6日恢复战前态势。
中国第9战区军队与日军第11军仍对峙在新墙河两岸地区。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为加强对苏战争准备和南进太平洋,力图早日结束中日战争。
从8月中旬起,日军集结第3、第4、第6师团主力等12万余兵力于岳阳、临湘地区,准备再次进攻长沙。
9月初,日本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开始实施“加号作战”,指挥4个师团(第3、第4、第6、第40师团)、第14独立混成旅、4个支队和第14、第15野战炮兵联队、两个飞行团和少量海军,共12万重兵,进占岳阳、临湘一带。其战术目标是,通过击溃新墙河、汨罗江之间的中国第9战区军队,围歼其主力于新市—栗桥以西至湘江地区。
薛岳指挥13个军和1个挺进军及航空兵2个飞行大队,共37.8万人,计划利用湘北有利地形,逐次阻击,引诱日军至长沙附近的捞刀河岸地区予以围歼。
9月7日,日军向大云山、方山游击根据地进攻,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响。
9月18日,日军第3、第4、第6师团及早渊支队突破新墙河南岸防御阵地。中国军队第4、第20、第58军进行抵抗后,主力转移至汨罗江东北洪源洞一带。
日军于9月21日强渡汨罗江。中国守军第37军进行阻击后,向捞刀河东南预定决战地域转移。9月26日,日军第3、第4、第6、第40师团进至捞刀河两岸。9月28日,早渊支队一部占领长沙。9月29日,日军第3师团一部进至株洲。
薛岳指挥第26、第74军等6个军在长沙东南地区开始反击,在洪源洞地区的第4、第20、第58军也尾追敌军南渡汨罗江。中国军队将长沙一带的日军包围,并展开激战。日军在南北夹击下,伤亡惨重。
10月1日,日军向北突围撤退。10月9日,日军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中国军队先后渡过汨罗江,越过新墙河,日军凭借坚固工事进行顽抗。最后,双方恢复原阵地,在新墙河形成对峙局面,会战结束。
03/
第三次会战,薛岳以“天炉战法”重创日军
1941年11月,薛岳提出了一个诱敌深入、予以围歼的新战术——“天炉战法”。这一战法萌芽于1934年的湘江战役,经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逐步形成了完整的战术理论。
“天炉战法”是一种“后退决战”战术,因歼敌方略如“熔炉炼铁”而得名。其要点是,依托湖南多河地形布防,构建包含梯次防御阵地和机动兵力的作战体系,将兵力在作战地带布成网状据点,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等方式,分段消耗敌军的兵力与士气,最后把敌军诱至预设决战地区围歼之。
从岳阳到长沙,近150公里的铁路沿线,有4条河流(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和金井河)横跨其间。薛岳以此地形布阵,计划在岳阳与长沙之间的几条河流沿途层层防御,消磨日军,然后在长沙围而歼之。
薛岳将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部署在敌进攻之重地;敌若进犯至该地,则可三面交火,敌攻中路则左右合击之,敌攻左路则中右合击之,敌攻右路则左中合击之。他要求部队边打边撤,但不能溃散,而是躲在侧翼层层消耗敌军,用伏击、追击战使敌人越陷越深。敌人看似“连战连胜”,实则不断被削弱,最后将被消灭在最终防线上。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同时进军东南亚的英美殖民地,并进攻当时处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中国军队为了防止日军拿下香港,调第4军和第2军南下广东。
阿南惟几坐镇湖北,接到中国派遣军的命令:策应香港作战。于是,他出动第11军的4个精锐师团、11.5万兵力南下,企图一举消灭长沙周围的中国军队。他视此役为一举两得之战,既能重创中国第9战区,又能策应香港作战。
薛岳第9战区的前线就在新墙河,其北岸的第一道防线由第20军防守,第58军作为后援。
1941年12月23日,日军第3、第6、第40师团进攻第20军第134师的新墙河北岸阵地,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
薛岳指挥13个军、1个挺进军、1个航空兵飞行大队共30余万人,其中以10个军在湘北新墙、长沙地区,3个军在赣北武宁、上高地区组织防御。他准备以“天炉战法”与日军进行激战。
在日军的猛烈炮火下,中国守军第134师被迫退至新墙河南岸。日军发现桥梁被炸毁,工兵连夜搭桥。
12月24日,日军第6师团强渡新墙河。
12月25日,第20军凭借大云山西侧阵地及新墙河以南阵地进行抗击。同日,日军第6、第40师团以主力向大荆街、关王桥之线突进。第3师团主力在第6师团之后跟进。当日夜,第20军奉命以一部坚守新墙河以南阵地,主力向大荆街、三江口、陈家桥、关王桥之线转移;第58军进至洪源洞,在荆塘之线侧击日军。
12月26日,日军第40师团猛攻第20军阵地,攻占关王桥、陈家桥;第6师团围攻守军黄水街、龙凤桥阵地;第3师团从第6师团右翼加入战斗,沿粤汉路向汨罗江推进,主力当夜进至汨罗江北岸归义地区。
同日,中国守军第20军、第58军向南移动,转至当面日军翼侧。
12月27日,日军来到汨罗江,3个师团进攻中国9军和第37军。两军边打边散,撤往两翼。日军第3师团在航空兵的配合下当天渡过汨罗江,与第6、第40师团会师。
国军第37军在连云山下构建了防线。由于天降大雨,日本飞机无法起飞支援,日军只好后撤。此时,国军第9军和第37军彻底让开了通往捞刀河的大门。
中国军队在5天内丢掉两道防线,伤亡数千人,使得日军气焰嚣张。
此时,日本已在东南亚实施南方作战,中国派遣军不宜展开大作战。但是,阿南惟几立功心切,于是在12月29日下令第3、第6师团继续进攻,40师团照顾侧翼。在这道命令下,日军彻底钻进了“天炉战法”的“炉膛”里。
12月30日、31日,最精锐的第3师团渡过捞刀河和浏阳河。1942年1月1日,日军第3师团向长沙城东南郊发动猛攻。
此时,奉命保卫长沙、充当“炉膛”的是由李玉堂军长指挥的国军第10军。
薛岳曾对第10军下达如此作战命令:“此战关系国家存亡、国际局势,必须抱着必死决心、必胜信心,死守到底。薛岳若战死,以罗副长官代之,按照原定计划,围歼敌人。各总司令、军、师团、团、营、连长若战死,则以副主官或资深主官代之,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军法论处,绝不宽恕。”
李玉堂向记者表示,第10军将士誓死守城,和长沙共存亡。他要求3位师长都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第3师师长周庆祥驻天心阁,第190师师长朱岳驻兴汉门,预备第10师师长方先觉驻南门。
薛岳将俯瞰长沙城的岳麓山作为炮兵阵地,150mm野战榴弹炮被抬上了山。这些重炮对日军进行猛烈轰炸,为会战的胜利立下大功。
第10军激战一夜,白沙岭阵地失陷。
1月2日,日军第6师团主力开始向长沙城内进攻,但被守军阻挡。
此时,日军第6、第40师团还在汨罗江一带与中国军队鏖战。接到上级命令后,第6师团急忙脱身,于1月3日抵达长沙。第3、第6师团南北夹击长沙守军,而第40师团则被国军第37军拖住无法脱身。
日军用第3师团主力、第6师团和第40师团各一部对第10军发起进攻。
1月3日,日军突破长沙城外围阵地。第3师团抵达东门至南门段,第6师团抵达北门至东门,长沙保卫战进入白热化阶段。由于武器装备的劣势,中国军队处于被动防御状态。
然而,一个意外的收获让战局出现转机。原来,第10军击毙了日军加藤支队的一名少佐,从其身上搜到日军的作战计划和命令,由此得知,日军此次进攻长沙不但兵力不足,弹药也极度缺乏。
李玉堂立刻将这些资料报送第9战区司令部。薛岳看到此情报之后,立即下令发动全线反攻。他称之为“一纸情报胜过万挺机枪”。他看到日军已经进入“炉膛”,于是下令汨罗江以南的所有中国军队进入包围位置。
面对日军的强攻,第10军各部坚守城墙,依托阵地与日军反复冲杀,战斗极为惨烈。日军接连攻击3天,无法攻下长沙城。中日双方多次进行白刃战,战死者不计其数。
日军在飞机坦克协同作战下,终于攻入长沙城。但李玉堂把部队化整为零,与敌军展开激烈的巷战,直到增援部队赶到。
1月4日,国军调至长沙外围的10个军对日军实施反击,把日军第3、第6师团包围。日本侦察机发现了中国军队调动的动向,马上向阿南惟几发出了警告。阿南惟几查看了地图,大吃一惊。他向参谋怒斥第3、第6师团作战不力,几天都打不下长沙。其实,他意识到自己疏忽大意,钻到了薛岳的包围圈里。
1月4日深夜,阿南惟几电令第3、第6师团“转进”,其实就是向汨罗江一带撤退。当夜,日军开始后撤。薛岳闻报,马上组织部队尾随追击,连苦战多日的第10军也参与了围剿。
1月5日7时,长沙城周围的日军已全部撤走。位置靠后的第6师团得以顺利撤走,冲在前面的第3师团则被国军第79、第4军截断退路,伤亡3000人以上。后该部与第6师团会合,于1月7日突围逃到捞刀河北岸。日军第40师团从金井地区撤退时,遭到国军第37、第78军的猛烈攻击。日军在汨罗江前遇到第37、第9军防线,血战两天才成功突围。
激战一直持续到1月16日,日军一路北撤,沿途死伤惨重。日军撤回新墙河以北地区,由赣北西进的日军也被击退,双方恢复原对峙态势。第3次长沙会战结束。
04/
战果与评价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三次长沙会战成为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取得的首批重大胜利。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成为中国抗战正面战场的一次大胜。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士气。
英国《泰晤士报》评价道:“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的决定性胜利就是华军之长沙大捷。”
此役伤亡数目,中日双方的报告出入甚大。根据第3次长沙会战第9战区战斗详报,中国伤亡失踪官佐1191人、士兵28658人,共计29849人;毙伤日军56944人,俘139人。根据日方报告,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死1591人(内军官108人),战伤4412人(内军官241人)。
此役后,薛岳和李玉堂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第10军赢得“泰山军”的荣誉称号,其属下3个师都获颁最高军事团体荣耀旗帜——“飞虎旗”。李玉堂被擢升为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第10军由方先觉任军长。
薛岳的“天炉战法”,取“火炉化铁,丹炉炼丹”之意。它如同一个炉子,下面不变,两边不断烘烤,不断消耗敌人,待时机成熟围而歼之。薛岳以此取得长沙大捷,被日本人称为“长沙之虎”,使其两年不敢再犯长沙。
战争结束后,薛岳写了《天炉战》一书,在其中写道:“天炉战术足以法天地之幽邃,穷宇宙之奥秘,为鬼神所惊泣,人事所难测,无以名之,故曰《天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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