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彰显了中国治理体系的成熟度和战略稳定性。中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倡导开放共赢、促进南南合作方面展现出强大的治理能力与政策定力。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南方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借鉴。“全球南方”一般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岛屿以及亚洲的发展中国家，覆盖面积很广，尽管其收入水平普遍不高，却是全球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真正实现经济富强的国家只是少数，而全球南方国家是经济发展的最新前沿。全球南方国家长期面临的挑战，也是当前最大的挑战。
原文 ：《汇聚“全球南方”共同发展合力》
作者 |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 黄益平
图片 |网络
人工智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也带来新挑战。目前尚不能确定，新的技术革命将会扩大还是缩小全球南北国家之间的差距。以国际贸易为例，传统上，各国在国际劳动分工中依据比较优势总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比如，劳动成本的提高使得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不断迁移，从日本转移到中国，再到东南亚和南亚一些国家，未来还可能继续转移到其他国家，使其获得发展机会。这就形成了所谓“雁型发展模式”，随着先进国家成本水平的提高、产业更替与转移，不同国家之间形成梯度发展状态。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劳动成本上升的压力可能被技术化解，劳动成本也许将不再是驱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迁移的力量，这一由技术带来的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意味着什么，目前尚不完全清楚。学者在研究人工智能全球发展状况的过程中发现，不平等的问题非常突出。
一方面，低收入经济体由于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条件差，人工智能创新与应用的能力比较弱，这些国家可能会在新的技术革命中进一步被发达国家抛在后面；另一方面，毕马威的调查发现，发展中国家人工智能技术的平均采用率（80%）远高于发达国家（53%），这也许是发展中国家弯道超车的机会。未来人工智能会使全球南方和北方国家之间的差异缩小还是放大，这一问题值得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探讨。
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应对国际经济秩序新挑战。二战后，在建立国际经济秩序的过程中，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很多是跟着往前走。现在国际事务面临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风险，摆脱这个风险的一条途径是全球南方国家发挥更大作用。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条件各不相同，利益诉求也比较多样化，即便在“金砖国家”等组织中，各国的考虑与追求也不尽相同。所以，经济合作也应该尽量寻找“公约数”，同时更多地推动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
中国支持全球南方合作与发展的新思路。在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中，中国可以做一些新思考，定位也可以做一些调整。传统上，“一带一路”倡议被理解为提供融资和基础设施支持等，这些举措确实为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在绿色能源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面临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在面对欧美市场的关税和市场壁垒时，这一挑战会变得更艰巨。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需要进行绿色能源转型，但在资金、技术和产品方面存在短板。中国可以考虑自主或与有共同兴趣且有能力的国家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推进绿色能源转型。
在对外贸易存在重大压力的情况下，政府应该考虑采取一些宏观经济措施。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是通过调整货币与财政政策扩大或者限制国内总需求，但如果短期内扩张政策无法有效提升国内消费需求，最终可能会恶化国内“产能过剩”的矛盾。“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提供了一个宏观调控的新思路，通过提供政策性和商业化的融资，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实现绿色能源转型，这也会直接增加对中国新能源产品的需求，可以被看成“逆周期调节”的一种手段，甚至达成“一石多鸟”的功效。
中国可以考虑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商业化投资、政策性融资和政府性援助，支持其绿色能源转型，同时也为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开拓市场空间，实现多方共赢。“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是一个例子，旨在提醒大家除了基础设施建设，在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方面还有许多事情可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并非唯一条件，我们还需探索开展其他方面工作的可能性。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78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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