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天，北京一间医院病房之中，李卓然抓着儿子的手轻声说着“别替我喊委屈……毛主席北上时没带上我——就这件事憋了一辈子”，这话如同一颗受潮的子弹，在历史的褶皱里闷响。那边则是1938年延安的一道调令：红四方面军资历较老的政治工作领导者被一下子贬谪下去，降了八级成为科长
时间回溯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那个夜晚，毛泽东正身患重感冒。李卓然披着硝烟前来，毛泽东让他讲述前线情况。李卓然如实相告，称部队担任后卫时牺牲众多，战士们对指挥多有意见。这番话好似针一般戳破了“左”倾领导所粉饰的太平。之后党史研究者常常提及他的这番话为会议扭转方向起到了助力作用。但是又有谁能料到，这份坦率后来竟成了他的“原罪”。
1937年西路军失败之后，那抉择确实令人煎熬。石窝山会议上，领导层就突围路线争论得面红耳赤，最终决定由徐向前、陈昌浩回延安汇报情况，李卓然留下带领残部在祁连山开展游击作战。在零下三十度的雪夜，他对剩下的官兵表示绝不离开部队，若是要死就与大家死在一起。当时这话听来颇为悲壮，但是后来却成为某些人眼中“跟不上中央步伐”的把柄，毕竟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北上的时候，他因为在前线布防而没有随行
1938年初突然有了处分，西路军失败责任被逐层追查，李卓然从高级指挥员降为中央军委宣传部教育科长，实实在在降了八级。毛泽东找他谈话时拍着他肩膀说“对不起，现在只能这样”，这话里有安抚亦有无奈。李卓然自己想得开，随即扎入干部教材编写工作之中。有回同事打抱不平，他反倒劝导革命不是做买卖不能算输赢，这态度和同时期被降级从军政委直接降为营长还照常工作的李先念一样。
建国后组织要给予其副总理级待遇，其连续打报告要求降职。晚年生病时地方同志想为其更换高级病房，其指着热水瓶称能喝上热水就行。但是越是淡定，那句“北上没叫我”的遗言越是沉重，这话里不仅是个人的遗憾，还映射出党史里某种微妙的生态，有些历史关头的选择如同毛细血管般影响后来几十年的命运走向
还存在一个细节，1936年红军大学开学的时候，李卓然为学员讲授《苏维埃运动史》，有学员问“革命成功需要多久”，他回应“待你们的孩子能够自由选择读书或者种田的时候”，这一朴素的愿景或许是他经历八级降职、西部惨败以及半生沉寂的真实底色，恰似他临终前对子女所说“我这条性命是河西走廊老乡用炒面换来的，你们得替我偿还这份情谊”，如此来看那著名的遗言反倒成了时代落在个人身上的剪影，有些错过成为了跨越四十年的沉默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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